到底是快樂的

09 Dec 2015

別以為新加坡上上下下奉行家長制,學校必定管教得密不透風,起碼在我唸中學的時候,壞學生可以走的夾縫不少,有意逃學曠課,簡直不費吹灰之力。首先,建築物是開放式的,沒有所謂「大門」的設定,只要機警醒目身手敏捷,無人之境出入自如。教會創辦的緣故,中間一座教堂穩如磐石,教堂前是教職員停車場,莘莘學子上堂的四層樓矗立在旁,沒有欄杆或者圍牆,放學作鳥獸散神速無比,值得所有擔憂人流阻塞的體育館音樂廳借鑑。

有趣的是,沒有大門卻有後門,打開來是條窄窄的小巷,由這裏急步走向外面的世界,特別緊張刺激。那時冷氣課室聞所未聞,呈長方形的空間前後左右共有四扉門,一天到晚打開以便空氣流通,老師背向大家在黑板畫符,學生欲要施展閃身術易如反掌,不屑在這種小地方浪費武功,乾脆光明正大舉手上廁所,然後施施然投奔自由。記憶中點名的手續形同虛設,半站中途突擊點人頭更是從來沒有,一班不過三十多四十人,按理少了五六個相當明顯,老師大概認為編在A班的尖子聽少兩堂功課也不會跟不上,樂得隻眼開隻眼閉高抬貴手。

又或者,逃學其實不是那麼頻密,回憶把一切浪漫化了。那些前呼後擁逛街泡戲院的歡樂時光,十居其九發生在名正言順的課餘,不厭其煩塗上偷偷摸摸色彩,因為犯規代表叛逆,可以和姜大衛勾肩搭背──生得太遲,錯過了更精彩的占士甸。後來看杜魯福的《四百擊》,有一場空中俯瞰老師帶隊跑步,跟在後面的學生拐一個彎流失一批,回到學校卻又神奇地一個都沒有少,令我產生曾經和安坦但奴共同進退的幻想,隔了十萬八千里無中生有偷吻新浪潮。

除了看電影,也常常到國泰戲院附近Bras Basah Road印度人經營的二手雜誌攤打書釘。站在店裏東翻西翻,熱得像蒸籠,灰塵多得必須戴口罩,都不能阻撓饑渴的求知眼睛,《十七歲》的玉女時裝,《生活》的明星大頭相,非常新淨便已經淪落風塵,期待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第二春。角落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健美先生雜誌,油淋淋的肌肉怵目驚心,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三角褲更怵目驚心,我想我透過他們不辭勞苦的示範,明白了成語「縮龍成寸」的真正意思。

打橫那條街原本羅列古老的排屋,其中一間是畫家劉抗的畫室,有一個時期我周末在這裏跟他學水彩。房子偏暗,並且有一股發霉的氣味,令人坐立不安,經驗一點也不愉快。畫靜物寫生,畫好後等他修改,影子不對,光也不對,花一小時畫的香蕉蘋果他三分鐘內潤色潤得面目全非,教人心灰意冷。如此過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握着畫筆側頭看了一回,居然不作任何添加,我鬆了一口氣,從此沒有再回去。

那排建築物灰飛煙滅我是知道的,但是沒有留意二手雜誌攤也全部拆掉,下意識裏停頓的時間等於永恆,像封在博物館展覽櫃的展品,想幾時看就幾時看。馬路對面一大片草地,是學校的體育場,現在建了一間商科學院,再過去斜坡上是國家圖書館,當然也搬遷了。圖書館對面有當時最大的英文書店MPH,旁邊是我時常光顧的美術用品店,再過去是摩登漂亮的美國領事館。申請留學美國,應該和爸爸進去辦過簽證,可是印象非常模糊,只記得地面有展覽廳和圖書室,雖然外殼神秘兮兮,防衞倒不森嚴,歡迎路人看畫看書,我第一次接觸「花的孩子」次文化,就在最官方的建制基地,說出來啼笑皆非。

領事館旁邊的阿美尼亞教堂幾乎沒有變,花園裏依舊散佈墓碑。中學快畢業那年,我發現了新加坡電影協會,每月在福康寧山文化館看冷門電影,散場後在教堂前的巴士站等車,月黑風高,墓地就在數步以外,卻不覺陰森恐怖。十五六歲的少年,縱使看薩耶哲雷的《阿培三部曲》會得哭成淚人,到底是快樂的,哼着西門和嘉芬哥的《寂靜之聲》,以為那種天衣無縫的二重唱,是唾手可得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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