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室決策

撰文: 約翰百德     攝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

06 Feb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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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互聯網的「大數據」時代,演算法可以為任何指定任務處理資料。今時今日,某國最常用或最常被引用的詞語經過分析後,便會得出有一個「年度字」。在香港,2016年的年度字據說是「亂」。在演算角度而言,這也許是正確的,但「亂」給我聯想,是一個地方的法治完全瓦解,人才與資金紛紛離開。香港自有本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但這裏並不亂。原始數據可以十分有用,但要令其有意義便需要多一重分析,包括社會與政治的分析。

經過我個人的主觀分析(沒有使用演算法!),現時最熱門的英語詞「回音室」遠比香港的年度字優勝,因為它捕捉了決策者與決策失誤的精要。

過去四年,梁振英理應推行改善貧窮、長者和基層市民生活的政策。然而,正如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出,儘管政府已把數十億元投入多項社會與發展計劃,卻有不少措施捉錯用神。我可以引述一個小例子:繁忙的薄扶林道近華富邨兩個巴士站之間 ,最近落成了兩部連接行人隧道的升降機。然而,這些升降機一直乏人問津,因為它們並不接近任何大廈,而且其他更方便長者橫過馬路的地方就在不遠處。這是一隻浪費金錢的白象。從來都沒有被挑戰質疑的基本問題,是路政署和運輸署,為什麼會對道路與大廈、地點和行人連接的敏感議題抱着封閉的思維?

梁振英在幾星期前宣讀了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長話短說,他建議在各種基建、運動和土地發展計劃中推行「發展、發展、發展」。然而,他所提出的發展建議卻缺乏全盤考慮,沒有與健康、快樂、公義和教育的可持續改善連上關係,也沒有圍繞人性主義、感性或創意表達,而純然是把公帑分配到多項大政府政策上。

我不懷疑梁振英的想法像所有政府決定一樣,都經過拋來拋去的討論。但討論由誰進行?如何進行?只有「官員」和政府支持者參與?一個關係緊密的小組:意見的「回音室」。結果獲公布,而我們作為市民會被通知。

但,這些公布由誰「擁有」、掌管?公眾人士被預期會即時接受和擁戴這些意念。當決定是在回音室內制訂,意見便相當狹窄,而且通常都是自說自話,令決策對後果視而不見,還會忽略其他選擇和其他好點子。另外,決策者對於政策也抱着山頭主義,導致過分自我保護和非邏輯性的辯證。在回音室作出的決定通常都沒有討論餘地。

林鄭月娥宣布西九龍文化區將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依循了政府宣布的一貫做法,就好像故宮博物館只是一條行人隧道:一種人們討論一下就加到路上的項目。然而,故宮博物館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引以自豪的設施,是一個可豐富香港文化界和教育面貌、令人擁戴的博物館。但是,決策者沒有考慮到海納百川的情神;他們這項「好消息」只包括了自己。如果項目事先得到藝術家、區議會、泛民立法會議員、文化團體和教育界的支持,容下回音室以外的人,媒體與公眾的反應會有多不同?可是討論從沒發生。

奇妙之處,在於歷史又再重演。十年前政府公布原西九龍文化區原有版本的建議,同樣是秘密進行。林鄭宣布活化歷史建築物中區警署和域多利監獄時,所採用的形式也大同小異。她向公眾宣布,原監獄的操場將加建一座由瑞士建築師公司赫佐格和德默隆建築師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設計的高塔。這個新增部分與肩負歷史建築身份的監獄格格不入。在公眾與傳媒徹查,還有歷史保育人士簡單地提醒這個地點說到底也是亞洲最重要的殖民歷史古蹟後,第一個設計最終取消收場。

在林鄭月娥宣布故宮博物館的消息後,新聞界和公眾人士一同發起了在回音室內不會發生的事情:提出很多合理的疑問,令決策者驚訝。他們提出了明顯的問題,例如為什麼資金來自香港賽馬會撥款而不是經立法會的法定程序;例如質疑為什麼即時委任嚴迅奇出任項目的建築師,以及,為什麼西九文化區是故宮博物館的唯一選址?

最後一點引發了一連串的新問題。請看看以下圖片:這個位於故宮博物館旁的大型「展覽中心」是什麼?我們的公園哪裏去了?公園的面積還有多少?裏面的建築物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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