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專欄:回憶錄、自傳與錄鬼簿

撰文: 董啟章

11 Nov 2017

回憶錄(memoir)這種文類,和紀念碑(memorial)一樣,總是給人一種哀悼的意味。因為逝去,才須回憶和紀念。逝去的除了是過去的、年輕的自己,也是或親或疏的身邊人。所以,回憶錄也同時是一部錄鬼簿。

聶華苓的《三輩子》,由她一九二五年出生說起,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裏面出現的人物十有六七已經不在人世。不要說主人公年幼時期在中國大陸喪父,成年後移居台灣又相繼失去弟弟和母親,就算是一九六四年之後在美國愛荷華展開人生的第三階段,記錄下來的也是更多逝去的生命。書中提及並留有照片作紀念的中國作家(年長如丁玲,年輕如陳映真),不少已經撒手人寰。

當然,《三輩子》裏面最念念不忘、揮之不去的靈魂,是作者的丈夫保羅.安格爾。回憶錄的叙事停在一九九一年,安格爾離世之年。十二年之後,聶華苓寫成了《三輩子》,與其說是為了記錄自己的一生,不如說是為了紀念亡夫。回憶錄的寫作,就如對抗陰陽相隔,把兩人的共同歲月重活一次,最後劃上句號,讓時間靜止。

我回憶了一下自己讀過些什麼回憶錄。書架上有哥倫比亞小說家馬奎斯的《Living to Tell the Tale》(活着為了說故事)。這是小說大師在二零零二年出版的原定為三部曲自傳的第一部。因為只是從作者出生(1927年)、成長、就學、從事新聞工作等,寫到第一次出國到歐洲當特派記者(1955年),連結婚也未談到,更遑論其後寫出巨著《百年孤寂》背後的故事,所以讀來就有點「到喉唔到肺」。之後,小說家便被病魔纏繞,身體和記憶大大衰退,無法再應付餘下的兩部曲了。我翻開書本夾有標記紙條的地方。年輕馬奎斯跟父親談到回憶錄寫作的問題,往往因為作者年紀太大而什麼都記不起來。當時他六歲的弟弟插話說:「那麼,作家最好第一件事就寫回憶錄,趁他還記得的時候。」馬奎斯七十歲才開始寫,依他弟弟的標準,可真是太遲了。就算是活着,如果身體不好的話,故事還是沒法講下去的。

回憶錄(memoir)和自傳(autobiography)是兩種東西還是同樣的東西,也不好說。在內容和體例上,應該沒有明確的分別吧。極其量只能說,用主觀的角度看,是回憶錄,用客觀的角度看,則是自傳了。不過,知識分子型的作者,會傾向用比較嚴肅和有分量的「自傳」,而看不起聽來過於感性和隨意的「回憶錄」。當書市充斥大量名人和政客的memoirs,自稱autobiography就有點不屑同流的高尚感了。

這很顯然是俄裔小說家納博哥夫的取向。一向對語言和風格精益求精的納博哥夫,用自傳的形式把自己的生平當作藝術品一般地雕琢,跟他的俄國貴族出身相當匹配。與馬奎斯跑野馬般的口頭講故事方式相比,納博哥夫的《Speak, Memory》處處都是刻意求工痕迹。馬奎斯一開場就說和母親回到老家賣掉祖屋的情節(那可是《百年孤寂》裏的神話祖屋啊),納博哥夫卻大談時間、存在和回憶的話題,以及寫作自傳的藝術構思。很難說馬奎斯和納博哥夫哪一位是較好的小說家,也更難說哪一位所寫的是更好的自傳。只能說,兩人用了各自不同的小說造詣和理念,來書寫自己的人生。小說家的自傳,就是有這種人書合一的味道。

當歷史學家也來寫自傳,情況又不一樣。英國猶太裔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的自傳《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裏面的死人可能最多。我指的不只是霍布斯邦的親人和友人(雖然在自傳開始不久,他已經寫到童年喪父喪母的記憶),而是他身為猶太人所經歷的二十世紀歐洲(他稱之為「極端的年代」),的確是人類史上最殘暴和傷亡最慘重的時期。作為歷史學家,霍布斯邦當然是採取「自傳」而非「回憶錄」的進路。他關心的與其說是他的私人回憶,不如說是通過自身的經驗所折射出來的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歷史學家當然也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但他說故事的方式,跟小說家截然不同。歷史學家習慣說別人的故事,或者是說眾人的故事。當他要回頭面向自己,說自己的故事,那實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是的,我想說的是「有趣」這回事。自傳的書名格外重要,因為它就是作家對自己一生的總結。聶華苓的《三輩子》,意思是自己的人生一分為三,根在中國,幹在台灣,枝和葉在美國,是個富有詩意的意象。馬奎斯的《Living to Tell the Tale》,用字平白直接,形同口語,素描出小說家作為storyteller的自我形象。相反納博哥夫《Speak, Memory》的旨令或呼召式語氣,展現出作者的自信和傲氣;而Memory原本所指的Mnemosyne(希臘神話中的記憶女神),則標記着作者的文化教養和精緻藝術取向,以及傾向理智構思的個性。(自傳的美國版書名更加冷硬,叫做《Conclusive Evidence》,取自法律用語。)納博哥夫還給自己的自傳寫了一篇偽書評,作為附錄簡直就有「評傳」的意味了。其高度自覺可見一斑。

「有趣」這個詞,不是輕易用得的。或者應該說,「有趣」這個詞一般用得太輕易了。它成為了一個毫無判斷力和內涵的形容詞,適用於眾多模稜兩可的情境。所以,被稱讚「有趣」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霍布斯邦作為二十世紀首屈一指的大史學家,經歷的又是風雲變色的大時代,這般分量的人生,他卻用上了輕若鴻毛的”interesting”作為總結,肯定不是率爾為之,而是潛藏着非凡的意味。當中蘊含的是絕不簡單的人生修為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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