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方向】胡淑雯:不是傷痕文學

撰文: 蔡倩怡     攝影: 譚志榮

22 Aug 2016

轉型正義終究是傷痕纍纍的故事,讓人不忍直視。利用文學、影視與藝術等再現形式,可以穿過鮮明的瘡疤,直抵事件的本質,更能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台灣近年卻鮮有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學書寫。胡淑雯是少數的一位。她的外公是政治犯,但她直言,書寫從來也是為了自己,為了在權力的禁制與誘惑裏,要回來的絲毫正義。

被割掉的舌頭

陽光照滿西門町熱鬧的街道,獅子林大樓靜靜矗立在路的一旁,被林立的手機舖掩沒。只有大廈頂層那張揚的健身中心廣告,才能讓人辨清這是獅子林,過去亦是保安司令部所在。白色恐怖時期,這裏曾關押大量政治犯作秘密偵訊。現在成了凋零破落的過氣商場,彷彿昔日的幽靈在此世世代代游轉。

胡淑雯的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有一章節寫獅子林,將其中不同的時間層揭開,尋找共通之處。還有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大飯店),華麗的裝潢下曾經是軍法處,關押與審判大量的政治犯。她的筆觸如鋒利小刀,逐點逐點割開城市現貌,呈現那血淋淋、隱沒的記憶。

說到寫作的起端,胡淑雯先分享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得救的舌頭》的開首。男孩沈浸於一片紅色,一張男人的臉湊近,跟他說:「伸出你的舌頭。」男孩照做。男人將刀鋒輕輕地貼在他的舌頭上,問:「把它割掉好不好?」當自由被剝奪,就如舌頭被割掉,不能言說,不敢書寫。

「在我們接受語言和歷史教育的過程裏,舌頭會被掌握權力的人重新修剪,去說官方喜歡的話。無法說出真實的意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非常敏感於權力運作的方式,不斷被誘惑長成權力喜歡的人。寫作就是不要失去我的舌頭,還原成舌頭的形狀,將我失去的integrity要回來。」她說。

書寫的困難

書寫除了是保存自身的舌頭,也能修補他人之舌。兩年前,胡淑雯加入了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參與編寫《無法送達的遺書》,整理部分被處死的政治犯的故事。由於資料龐雜,需花上大量工夫,如翻譯日文內容,以及嘗試將殘破碎片拼湊起來。書寫之難更在於面對歷史的雜蕪,無法找到安頓的角度。「面對史料,我要求自己保持謙遜,將寫作者的自我縮小,將作家的表現欲收掉。」

她書寫的章節是劉耀廷,有別於小說寫作,筆調轉為平靜直接,描繪生命的哀痛片段。好像劉耀廷太太在他被捕後,每晚睡前化妝,期望在夢中與丈夫相見。「劉耀廷的太太作為政治犯的新婚妻子,她本身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她面對政治的撞擊,幾乎粉身碎骨。從她的日記和信中,可以讀到一種素樸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這也是我的小說也無法即及的真情流露。所以我只能從這個角度出發,書寫在歷史裏被忽略的女性觀點。」

需要同理心

書中刊載泛黃陳舊的遺書,用字簡潔,輕淡得猶如日常家書,讓下款「絕筆」二字顯得更巨大。 胡淑雯說到,她作為書寫者,能獲得家屬的信任,擁有書寫別人生命的權利,她需要具有同理心。例如日記或信中的私密內容,她有權利寫嗎?「我會想像自己倘若是當事者,願意被寫到怎樣的程度。書寫必然會涉及到生命裏的苦難與難堪,在書寫這個失去尊嚴的過程,我要怎樣寫才能重獲尊嚴,讓不可說成為可說、值得說,成為一種贖還。」

過去歷史中的重大創傷,如何再現,也是艱難的課題。胡淑雯提到書寫集中營記憶的Primo Levi:「他的書寫遼闊而充滿洞察力,而不是控訴。那種節制的生命力,還有冷靜,更有力量穿透暴力。」就如描述二二八的《悲情城市》,接連的長鏡頭讓人走進歷史空蕩的迴廊中,巨大而靜默無語。

台灣坊間對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化再現不多,彷彿是深埋在每人心中的秘密,不能隨便宣之於口。去年以白色恐怖時期作背景的電視劇《燦爛時光》在公共電視播放。而今年描述政治犯的電影《超級大國民》修復版重新上映,首映禮於獅子林大樓的新光影城舉行。封塵的記憶與生命故事正緩緩地破土而出,迴旋在公共領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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