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雨傘.政治新生代】羅冠聰:我們需要由下而上的自主自決

27 Sep 2016

23歲的羅冠聰在雨傘運動擔任學聯常委,傘後學聯中堅分散在社會各層面,羅冠聰與學民思潮成員組成政黨香港眾志,走入社區將在雨傘醞釀的民主自決意識在社區擴散出去。他參選以來,民調支持度一直大落後,最後「逆轉勝」以50,818票,僅次葉劉淑儀,取得港島地區直選議席。

問:雨傘運動之後,學運領袖各有出路,為何選擇組政黨當議員?

我們明白雨傘運動後,在社會各個層面需要傳承精神,所以我們不同人在不同層面做事,例如Alex(周永康)想做學者,Eason(鍾耀華)在社區上耕耘,而這種政治的影響力是需要傳承下去,例如自主自決,在政壇上維持政治的影響力。我對做學者沒有太大興趣,所以最後選擇了從政。雨傘之後,我們一班人感到有點無以為繼,因為力量消散速度很快;但另一方面,在政制上無功而還,促使了新一批公民社會活躍的組織。我很多時候會陷入不知所措的情況,因為別人形勢比你好,會懷疑做很多事最終都是徒勞無功的,又會懷疑一切是否重新回到起點。這些一瞬間的負面想法,讓人困擾,但不致影響工作,我知道很多人有這種想法,所以才要堅持繼續做下去。

問:當日一起走過雨傘運動的同路人,漸漸形成民主自決的倡議,你們如何由政制改革走到民主自決?

當時我們(學聯或其他年輕組織)沒有很明確提出一個框架,當時我們主要說反殖,但明白到這是難以令大眾消化的主張,雨傘之後就沒有再刻意強調,反而各自走入社區,漸漸演進至今日「民主自決」的信念。在這兩年,命運自主在社會是一個很大的體現,雨傘期間,我們爭取政制改變,但自從有人在獅子山掛了一條「我要真爭選」的直幡,抗爭融入社羣,往後的討論已去到香港整體的社經體制的層面,香港的城市狀態不單只聚焦在普選身上。生活的自主自決,是一個起點,是由下而上發生。所有關於這種討論,都是在雨傘後慢慢醞釀出來的。

問:外界關心「自決派」當選後會否加入「飯盒會」(泛民議會陣線),又標籤你們是激進派,你如何看今天傳統政黨?你將會是議會的激進派嗎?

傳統政黨過去應對時勢的態度,已不能夠套用現在的政局。他們很怕突破一國兩制的框框,怕觸動一些龍鬚,對未來的社會運動欠缺想像。當你去延續一場政治運動,為這場運動進行革新,要有目標才有願景,要有願景才有動力,這種動力,在泛民之中,正在消散,我們要靠自己,在困局中找到新方向。我不怕被形容為議會激進派。議會內外的激進不是原罪,那並不與進步對立。過於刻板的門派和政治標籤,其實沒有意義,今日的香港,已經再沒有分餅仔、籠裏雞作反等政治互鬥的資本。雨傘運動至今兩年,我體會到不論別人如何標籤你,你的態度與主張,其他人都會在不知不覺間吸收,我們要隨時準備呈現想表達的態度與精神,這點才是重要的。

問:你如何預視「自決派」的將來?

單從「自決派」的議席數量去說,只有三席是不夠的,議會的反對派需要有更多自決的思想,連結社會民生議題,這才有意義。首先要將民主自決的框架先放入議會討論,例如寫一條在議會不會通過的公投法草案,喚起自主自決的意識,令市民感到有能力去改變現況,大家一起去討論議題,在社區一起實踐。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關鍵時刻,摒棄門戶之見,結集不同的力量,去推動某一些議題。例如朱凱廸倡議改革鄉議局的政制,怎樣改善鄉村政治,我們可以在議會上集合力量一起去做。

問:還未畢業的你,在這些抗爭的歲月,犧牲了什麼?

我犧牲了生活,因為社會運動和學運是一個頗為封閉的生活圈,你在社會運動愈活躍,圈子反而濃縮了,大家在這個圈子相處愈久,跟一些不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更顯得格格不入。在整個過程中失去了很多連繫,犧牲了友誼以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可幸我相對地面對官司與判刑不算太重。現在我背負着5萬人(票數50,818票)的期望,在未來的抗爭路,我不能單純考慮個人的利害。一直以來,我的理念與身處的狀態,身邊的人可能不理解,甚至受到某程度的傷害,例如媽媽眼看兒子被捕、被打一定很傷心。我一定要有更高的價值與信念,才能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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