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人物】不如歸去‖陳允中

撰文: 金其琪     攝影: 關震海,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8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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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解殖之聲沉下來,民間依然抗爭處處。領展私有化皇后碼頭佔領時代廣場藍屋保育保菜園村抗高鐵……在抗爭現場,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嶺大副教授,陳允中的身影。

被喻為「社運軍師」的陳允中,要在回歸二十周年前離開香港,不知回不回來。

兩個星期前他已開始送傢俬,但是此刻,他站在「土家故事館」滔滔不絕的樣子,課還沒有完,不像一個要走的人。這個出生於馬來西亞詩巫的47歲男子,人稱YC,離家整整30年,13年耗在香港「搞事」。

「搞事」是他自嘲的說法,從學生時期嘗試了台灣的社區營造之後,他就立志要一生「搞事」,獻給社運。YC這一走,給香港留下10個社運組織,9個仍在運作。

他滿腦子的社運歷史、經驗、計劃、理念、戰略、目標,講話時噴薄而出,而開口前,深吸一口氣,像是要上戰場。陳允中眼前像看到的是千軍萬馬,而他要的是民間人人都成為將帥,運動不靠領袖英雄,參與改革,真正做到民主自治。越聽下去,你會越懷疑這是否真是一個要走的人,他對香港社運還有那麼多的話要講,那麼多目標要實現。

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正在放下一切,要去台灣閉關兩年,歸入佛學。

在連續不斷地講了幾個小時之後,疲累令他的表述開始有些破碎。一些比較個人的時刻出現在連續的追問之後,他話聲柔和起來,用努力拋除口音的廣東話,一字一頓地說:「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好值得用盡全力,去保衛的城市。」

他很少講起自己的歷史,或是說著說著就變成了細數社運史。離開之前,他說「為了傳承」,想過寫本書,叫《公義城市》,講他身在其中的10件香港社運大事,可惜沒時間寫。直到獨立紀錄片導演江瓊珠在一年前找到他,跟著他在大馬與香港間兜兜轉轉,拍出一套《我們在此相遇》,英文片名更能說出他的人生:Me, my city and somewhere else

1陳允中1997離開台灣前

傳媒抓著他「嶺南三寶」之一的身份,報道他與許寶強、羅永生同時退休的新聞。而在社運圈子裡,他要走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很多人問:YC,你為何要走?你去哪裡?你何時回來?

一、你從哪裡來

什麼是「去」?什麼又是「回來」?陳允中祖籍中國湖南,父輩下南洋而定居馬來西亞,幾個兄弟都在東馬的詩巫出生。他17歲離開家,到台灣去讀大學,10年後到美國讀博士,又過了7年,2004年到香港來時,已經34歲。他曾經以為自己是沒有根的人,「我的根是我自己生出來的」,像被憑空拋到沙漠的仙人球一樣。從大馬到台灣,從台灣到香港,從香港到大馬,都是「去」,也都是「回來」。他對家的定義是:「如果你可以在一個地方參與改革,這個地方就是你的家。」 「四海為家」的概念,在於參與,所以他走的路踏實,從不感飄泊。

他自己創造了一個概念,或是某種社運的「流派」,稱作「國際在地主義」,到一個地方,就找到自己實踐的位置,用社運來幫助改善當地的狀況。他對族群政治有天然的排斥,說自己是「意識形態的動物」,純粹因為「人權」這樣的字眼就會付出行動。

在美國,他眼見97金融危機後,菲律賓、泰國、韓國、印尼移民湧到美國打工,飽受剝削。他想幫助這些工人成立工人組織,爭取勞工權益。但多種族環境令工人們內部分化,韓國城的韓國老闆,會叫韓國工人不要與墨西哥工人說話,他氣憤非常。為了令基層工人間團結,他想學西班牙文,以便和墨西哥移民溝通。可是想來容易,做起來難,博士生課業繁忙,西班牙文、菲律賓語、韓文,他怎麼學得過來?一年之後,他放棄了,但對族群政治的警惕,留到了今天。

這種「國際在地主義」,脫胎自他在台灣的成功實踐,但對美國的複雜環境不太奏效。去美國讀書之前,台灣是他的社運起點。在大學二年級,他啟蒙自台灣大學葉啟政教授的通識課。當時葉啟政講法蘭克福學派,提倡科學家、哲學家與社會學家組成學術社羣。「我覺得很厲害,那時我讀的是機械工程,所以是傻傻的,沒有批判什麼,只想找工作,識女仔,好白痴」,陳允中掩面說。

21988年,陳允中在台灣讀大學二年班

他的大學年代只有兩個馬來西亞人在台灣搞社運,除了他就只有孫友聯,孫留到了現在,成為台灣勞工陣線的秘書長。「我們都是搞台灣的本地運動,當地的馬來西亞人都不喜歡我們,覺得你關心政治一定是關心本國政治才對。」陳允中說,「你不是這個國家的人,卻關心這個國家的事,他們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們沒有馬來西亞朋友,朋友都是台灣人。」

這時的陳允中,還只是一個社運的觀察者,真正參與其中,是他在台大城鄉研究所讀城市規劃的時候。從1992年到1995年,他用了四年的時間在台北的三重,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做了一個完完整整的社區營造項目。這是陳允中第一次,也是台灣第一次的社區民主實踐,「從頭到尾都有居民參與其中,設計方案和居民一起討論,大家投票決定,這是直接民主的練習。」最後,他們建造了一座公園,一個圖書館和活動中心,陳允中成為領袖。

這次實踐不僅催生了他的「國際在地主義」,也令他下定決心搞社運。那為何又去美國讀博士?他眨眨眼,笑一笑:「讀書只是策略,我拿到PhD,是方便我之後『搞事』。」

二、 家有憤青初長成

「我是一個左膠。」陳允中常半開玩笑這樣說。在台灣讀書那幾年,算是奠定了他的「左膠」取向。暑假、寒假回到大馬,他看世界的方式變了。

1991年寒假,他回家,看到一群原住民因為抗議家園遭破壞而被抓,「我看到原住民們啊,被用腳鐐銬住,一排一排地連起來,從那個警車上下來,就像動物一樣。」26年前的事,他說起來還是哽咽,紅了眼睛。「我覺得憑什麼,憑什麼?」他在紀錄片《我們在此相遇》中回憶。

陳允中的故鄉詩巫是馬來西亞砂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主要木材集散地之一。商人華僑佔四分之一人口,故詩巫有新福州之稱。在台灣政治啟蒙後,他不恥馬來西亞華人發財,原居民當災,「我覺得我虧欠了這些原住民。」

「左膠的思想很簡單,我來自城市,是華人,這裡華人壟斷了大小商業。而住在城市外圍的都是原住民。城市裡這些大商人到市外砍樹,賺到的錢都集中在城市,我是城市發展的受益者,是既得利益者,是共犯。」

當年他21歲,第一次將政治放上家庭圓桌。他說,同學們都到了外地留學,沒有什麼人可以討論這些問題,而兄弟都是讀書人,於是他想:「好!那就由我的家庭開始改變!」於是他對家人說應該要反對華人財團,制止壟斷,家人不明白原住民處境,他便買紀錄片回家要大家和他一起看,但無人響應。

他憤怒了,過年期間,閉門絕食三日。「那時候很憤青,沒耐性,講一次不聽就開始絕食。」家人不明白他怎麼了,還以為他在台灣變了共產黨員,媽媽傷心地哭。但青年陳允中想的是:「我要和那些原住民一樣,那時他們關在監牢,連涼也不能沖,於是我就三天沒有沖涼。」

最後不識字的婆婆陪他看了那套紀錄片。「我婆婆也不懂,只是覺得我沒飯吃,很可憐,才陪我看了。」陳允中這才結束了三天的絕食行動。

他今日談香港的年輕人,經常用半鹹淡的廣東話訓示:「太無耐性啦!」當年,憤青陳允中也是這樣長成。

三、 香港怎麼不暴動?

2000年,他在美國認識了香港女孩司徒薇。司徒薇不喜歡香港,覺得這裡沒希望,不想回來,可陳允中卻在2004年到了香港工作。那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香港科技大學有個工作機會,和他博士論文的課題很像。香港的歷史,很多是他從司徒薇那裡學的。

「我來了之後,常和司徒薇說香港的好,勸她回來。」但香港有非常多的事情,他不明白。他瞪著眼睛蹙著眉:「對我來說,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所有我認為會暴動的事都沒有發生。我覺得香港的人很慘,他們面對這樣大的壓迫,卻只有很少的人反抗。」

到香港時,34歲的陳允中還未完全走出憤青狀態,但對於香港「為什麼沒有暴動?」,是一種真誠的疑問多於憤怒挑釁,因為他那時對香港的認識「幾乎是零」。此後,他慢慢在社運現場找尋答案。

離港前曾參加社運的司徒薇給他介紹了兩個朋友,一個是潘毅,一個是伍建榮。後來陳允中就和潘毅一起做中國的「女工關懷」,還有中國農民工維權,又和伍建榮一起在香港反領匯、反迪士尼。

反領匯是他參加的第一個香港社運。「科大的很多老師當時跟我說,要我工作穩定之後再搞社運,說要6年,我說6年太久了,我要馬上搞社運,忍不到。」運動現場,還不會說廣東話的他也想嗌咪,只好用國語大唱《國際歌》:「舊世界打他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3香港近十幾年大大小小的社運,總有陳允中身影(攝︰阿藍)

那時基層公屋居民舉行反領匯示威,而主流媒體輿論支持私有化,基層被弧立起來。「盧婆婆被『追殺』得很厲害,連家都回不了,記者不斷問他們幕後黑手是誰?又有千幾個經紀出來鬧他們,說阻住發達。」眼前光景,陳允中覺得太不可思議,私有化在全世界都很嚴重,但他沒想到商業力量在香港居然可以如此囂張。他問朋友香港有多少公屋和自住房屋的居民,「當年數字是230萬!」

230萬市民的市場、商業空間會被私有化,幾乎一半人口受影響,這在任何國家都會暴動!可香港沒有。」從不公義中認識香港,十多年探究,陳允中認為「沒有暴動」是因為殖民政府以來,公屋住戶被污名化——這間屋是政府施捨給你,你有本事就自己買屋吧。「基層沒有居住權的概念,不當做是公民權力。一旦當做是施捨,基層就好怕失去更多,不會抗議。」

由領匯(現改名為「領展」)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陳允中又上了另一課。他當時看立法會辯論,還未認得到所有民主派議員,要一個一個問司徒薇是誰。「那次梁耀忠講最高工時,講完之後就投票。我以為我見證了歷史時刻,因為辯論一面倒,多票,贏了!」結果不是原來多票是沒用的。他那時不知道立法會有分組點票和功能組能,以為必勝了。「整個亞洲都有最高工時立法!這對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

後來他逐漸明白了香港的奇怪,當年的憤怒轉化成理解:「在如此壓迫的城市下,社運能這樣已經很好。」但有兩件事仍讓他非常擔憂,一是社運沒有足夠的組織者,二是年輕人不重視社運歷史。直至政府要拆天星、皇后碼頭,激發八十後社運人朱凱廸、陳景輝、葉寶琳等出來捍衛本土歷史。回歸十年,年青一輩民間醒覺,陳允中說,是時候播種了。


星期日人物延伸閱讀︰

【社運不老‖陳允中】http://bit.ly/2s2xNMd

【這麼近・那麼遠‖羅永生】http://bit.ly/2qvC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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