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麗:從草根女工到公益領袖

撰文: 陳伊敏     攝影: 劉玉梅、徐子豪

23 Apr 2016

「綠色薔薇」音樂工作坊,女工創作自己的歌曲,寫下歌詞。

廿八歲的丁麗是工友心目中的「知音人」。她上過TED演講,面對媒體從容自若。看她帶女工小組活動,非批判性聆聽、同理心的角色轉換,一份天生的敏銳堪比專業社工。「其實我以前很害羞,不敢看人,聲音很小。」

丁麗自幼喜歡讀書,因哥哥弟弟要唸書家裏缺錢,十四歲就開始在蘭州家鄉打工,負責做輸液器的管子,拿到第一份工資,她給父親買了件棉襖。

2004年,十六歲的丁麗進了深圳龍崗區橫崗一間文具廠,這家港資公司的純軍事化管理令她至今仍心生恐懼:

工作十二個小時,每月工資只得七百元,每天沒有達到指定的產量就要義務加班;吃飯洗澡都被監視,有個小女孩未把飯吃完被看管飯堂的老頭當眾打了一巴掌;洗澡的地方會有人專門盯着你看有沒有浪費水。宿舍的蚊帳和櫃子都是統一的,自己的衣服不允許掛出來,否則罰五到五十元不等⋯⋯「我好多次走錯了宿舍,只好靠與眾不同的拖鞋來辨認!」

「我不想變成機器,不想變成一個零件。」她說,有一次,望着流水線不停地流動,她真真切切地覺得自己有價值。「我的手特別快,把所有橡皮擦、圓規和間尺等等準確無誤地放入了快速流動中的盒子裏。」

離開嚴苛的文具廠後,她到了一家工資更低的電子廠,只因聽說那廠有圖書室。她利用公餘時間,幾乎將圖書室的所有書看完。一次偶然的機遇,她接觸到一間勞工公益組織,開始加入文學小組寫工人故事,又做義工去醫院探訪工傷工友。當時見到的場景令她震驚:

「工友多到塞滿了走廊,聽到很多人自責:『我很對不起老闆,是我不好,不小心才受傷的。』少了手指或者斷了手臂,都看得見,但是職業病卻是一個隱形的殺手。原來很多做鞋子、珠寶和手機的女孩都得了職業病,我們今天用到的很多東西,背後都是工人用生命換來的。」

十八歲那年,丁麗被公益機構「螢火蟲」錄取為正式員工。她獨立帶「姐妹小組」,十個人中有六個因為自己是女孩而被父母送給別人養。「工廠妹」、「打工妹」和「民工」這些稱呼令她感到刺耳。「有很多學者專家都在研究我們,然後來定義我們,其實我們不喜歡被代言。女工要自己為自己開口。」

丁麗經常在社區做溝通工作,男女老少打成一片。

女工最牛

「誰說女子不能牛!」幾年前,丁麗和團隊舉辦了「十大最牛女工」選舉,找出了一批頂天立地的女工:

「最牛刺繡」女工胡尚瓊因職業性苯中毒而重病纏身,住院的日子專研十字繡,最大的作品高達兩米。「最牛的騎單車」女工何曉雁曾在春節期間獨自一人騎車回鄉,全程五百多公里,歷時三天。「最牛勾拖鞋」女工汪腊花一小時飛針走線便能勾出一對精緻溫馨的厚底拖鞋。「最牛打官司」女工宋梅先從完全不懂「仲裁」是什麼到自擬文書自己開庭,兩個官司六次開庭,知法懂法,以法維權。「最牛洗車」女工李新春一天洗八十輛車,白天為別人洗車,夜晚為家人洗衣,還抽空去學習製作視頻⋯⋯

丁麗還策劃過「100個女工勇敢的宣言」,站在工廠門口邀請她們以「我敢⋯⋯」為題,寫出自身認為敢於突破枷鎖的行為,並收集一百個女工的自拍照。「我敢拒絕老闆不合理的要求」、「我敢婚姻自主」、「我敢叫我老公做結紮手術」、「我敢讓老公做家務和帶孩子」、「我敢反擊性騷擾」、「我敢拒絕加班」⋯⋯答案令她興奮。

「我們要尊重工人」常常只是一句口號。「真正的平等還應該有分配制度的平等:同城待遇、養老、住房、醫療、小孩同等教育。現實上卻用學歷和戶籍將人劃分!」她已為人母,對於孩子教育受到不公平待遇,有切膚之痛。

她希望孩子在身邊。因為學歷低,沒有辦法拿到深圳戶口,兒子可可上幼稚園,一個學期就要花七千元人民幣。「負擔很重」,明年讀小學「非常頭痛」,因沒有深圳戶口,進公立學校要很多證件:《結婚證》、《准生證》、《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租賃合同》、《勞動保障卡》、《獨生子女證》⋯⋯就算證件夠了,附近學校三百個學位有兩千人報名,恐怕也會爭個頭崩額裂。

 

打工春晚 無限延播

2012年起,非牟利機構「北京工友之家」每年春節前,都會籌辦錄製《打工春晚》,邀請工人在舞台上用自創節目表達出心聲,逐漸凝聚為新工人文化的一個盛世。今年的打工春晚,「綠色薔薇」有三個節目獲選演出。為了參加《打工春晚》,女工們竭盡全力,所有公餘時間都用來練歌排舞。她們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去北京參加大型演出。準備赴京的九個女工,有四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因工廠不肯批假而選擇辭職。然而,春天已經過去了,這個拜年節目因種種原因至今仍未公開播放。

晚會錄製現場,演員袁立公開說「工人不要有怨氣」,此番言論激怒了工友。有人提出要從節目中剪掉袁立這番話。丁麗卻理直氣壯地說:「如果我們用同樣暴力的手段把我們不想聽到的聲音給剪掉,那我們和他們主流擁有話語權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從大明星口中說出「要感恩,要感謝老闆」之類的話,不絕於耳。丁麗感到忿忿不平,她為此撰文寫道:「城市經濟繁榮背後是工人流失的血汗。每種便利的生活環境和高科技的產品都是出自工人之手。再牛的設計師,再有錢的老闆,要是沒有工人日復一日地把自己變成機器幹活,這些想法創意根本不可能實現。所有人都知道名利雙收的蘋果手機老闆和代工廠富士康老闆,但鮮少人會知道和關心生產蘋果手機的工人有無工傷,家庭是否分離,幾代人打工一輩子後有沒有可能在城市買到一個廁所大的房子。這種情況下,還讓我們工人感恩?」

在「綠色薔薇」工作室為來參加活動的女工準備食物

拒做「打工樣板戲」

丁麗告訴記者,一些導演或者攝影師想拍有關女工主題的作品,最後都說「女工的故事都太普通了,沒有特色」。他們所謂的有特色,往往是女工在底層過着枯燥的生活,但是最後通過個人的努力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丁麗拒絕這種被設計的女工主旋律。

「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啊,迎合大眾的口味可能是這些藝術家們的工作,但問題是為什麼一定要塑造成『你只要有夢想,只要靠個人努力奮鬥,就一定會幸福』的樣板戲?」

在勞工領域十年,丁麗坦言,愈來愈有種無力感。「女工說出自己的故事,又能改變些什麼呢?」看到很多工友的問題愛莫能助,她感到沮喪。「加班時有人幫忙照顧孩子、找不到工作時有個地方可以落腳、經受家暴時有地方可以躲避,這些似乎更實在。」儘管如此,苦於資源不足,「做什麼都有種綁手綁腳的感覺。」

工作室的一點一滴都是女工們自己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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