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爸爸 王清營

撰文: 蕭曉華     攝影: 徐子豪、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7 Jun 2017

月前,王清營從廣州到港,診治牢獄帶來的驚恐症。

今個父親節,你將怎麼度過?

「我會和我父親在外吃飯。別的應該也沒啥。」他道來淡然平常。

曾經有兩年半,在獄中的王清營一直惦念着年邁父親,更生怕父子從此無緣相見。上年11月,他刑滿出獄,拿到身份證,隨即就由廣州跑到老家河南,「要見阿伯(爸爸)!」更請求父親隨他到廣州共叙天倫。

王清營是廣州「唐袁王三君子」(另兩人是維權律師唐荊陵及異見人士袁新亭)的其中一員,曾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組織「六四追思會」,簽署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透過讀書會和爬山等「非暴力方式」推動自由民主。2013年,他因用自己名字替唐荊陵和袁新亭租屋,用以擺放民主運動的宣傳品,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

一個敢於挑戰政權的人,在自己的父親面前卻是一個羞怯的孩子,即使他活到了三十五歲。這一次出獄,王清營感到戰戰兢兢,不知如何把事情一一交代。回到老家,他的父親甫見他,便把他罵個狗血淋頭:「你再進去(監獄),你能不能活着出來?」

父親起初不願到廣州,後來大概是看在媳婦的情面,答應了。王清營的妻子曾潔珊是個九十後,自丈夫被關進看守所後,獨力帶着半歲大的孩子。她還向孩子打誑說,爸爸離家去了賺錢。「結果我回來錢沒賺到。」王清營苦笑道。

王清營曾兩次到港,都是來看心理醫生,診治坐牢給他造成的驚恐症。記者月前跟他見面,溫文謙厚的他,談獄中生活,談維權心志,談自己的父親和兒子,這全都跟他的人生有莫大關聯。他,一生都在努力當好人,當好兒子,現在也要試着要當個好父親。

獄中身心俱受虐待

然而,隨出獄以後,他對整個社會、生活環境以至家庭關係,都感到難以適應。「完全陌生,很不習慣。」他在獄中曾被扣上釘鐐銬,又被獄霸毆打,身體已大不如前,先後暈倒四次,出現體毛變黃、腳趾變形、腳掌時常流血等嚴重症狀。根據他的憶述,最嚴重一次,他被人連續八天鎖在地上,雙手被綁,不能動彈,每天只喝一口水,只吃一口飯,拉屎都得拉在褲子裏。後來放了鎖,「走路也走不動,蹲不下來」,要三個月後才能再次走路。

在看守所的時候,警察要他認罪,寫悔過書,他不寫。結果,折磨不斷,每分每秒,他都遭受營教和辱罵,「警察要我蹲下,但尊嚴問題,我不蹲,內心很憤怒。後來我屈服,寫下悔過書,但沒有認罪。」他說,在牢獄中,他開始發噩夢,經常冒汗。出獄後,仍是噩夢連連,只要聽見窗外輕微的樹葉聲,都會嚇得要抱着自己的頭,無時無刻都感到懼怕,不敢一個人出門,覺得四周的人都可能要來陷害他。

訪問當日,他總向經過他附近的人瞄一瞄,「因我潛意識很害怕警察要捉我。」拍攝時,他站在一個空地中央,覺得不安,請記者站在他背後才安心一點。至今天,他的情緒慢慢平復過來。「心理輔導幫不了很多,我需要的是時間。」然而,他目前最迫切的是找一份賺錢的工作。他把父親帶到廣州,目的也是要老人家享個清福。然而某天,他看到大熱天,父親一個人躲在街角納涼,只因不想在家開冷氣,要為兒子省電費。

王清營感到愧對父親。他說,農民出身的父親,一生捱盡苦頭,湊大五個孩子。沒有父親,他不會努力讀書,升上大學攻讀經濟,又當上研究生,之後謀得大學教職。

王清營的父親(右二)從河南到廣州跟兒子一家共叙天倫

公民不合作運動

「我是過目不忘的人,參加奧數比賽亦屢獲冠軍,農村學校只有中二學歷的教師,後來也不懂教我更深的數學。」他說,他本來以為農民生活最苦,沒料很多人包括當官的人,也活在沒有人權保障的恐懼之中。他高中二年級,無意中在一間舊書店發現一些「反動」書籍,例如高華寫關於延安整風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讀着開始明白,政權一直在說謊。「那些舊書,書皮也破掉,但還可以讀。我也看到
有些批評劉曉波的書,後面附上劉曉波的原文,我讀着,反而覺得共產黨沒道理,劉曉波說的才對。」

了解真相,讓他內心感到痛苦。他開始立志,要把農民解放出來,認為改變社會,就得建立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的制度。2008年,他成為《零八憲章》的簽署人,為此他被校方開除。後來,他轉當地產項目經理,「沒有為失去教職感到太可惜,這份工作也算滿意。」

他想過當作家,但無論出版書籍或在網絡貼文,都會遭禁或刪帖,覺得影響力有限。後來他讀《聖經》,並從教會生活中,體會到兄弟姐妹的守望相助,是基於愛。「我們愛國家,愛自己的土地和人,也是如出一轍。」他認為,人好像一粒原子,力量有限,需要定時定點見面,去凝聚力量。於是他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舉行讀書會;又穿上印有「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衣服,每周去攀登白雲山,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動民主。

揮之不去的孤獨感

王清營謙稱,相比唐荊陵和袁新亭兩位同行者,他所付出的實在微不足道。入獄,讓他擁有唯一的快樂,就是可以讀書。他在獄中讀了很多書,大概寫下三、四十本讀書筆記。有一次,中國大陸工運領袖曾飛洋剛出獄,跟他聊起天,說在獄中看到他批註過的《言論的邊界》和《曼德拉傳》。「坐牢讓我感到回到中學時代,拚命地讀書。陳獨秀曾說,青年只應該呆在兩個地方,就是監獄和研究室。批註的書只能帶三本出獄,我帶出了一本《聖經》,一本字典,一本《自控力》(美國心理學家KellyMcGoniga教授作品)。」

他的妻子曾潔珊,是個女權分子,她支持丈夫的維權工作,丈夫坐牢時,她就當收銀員支撐一家生計。在獄中,王清營不允許與外界通訊,到差不多出獄前的一個月,才能跟妻子見面。「那兩年半,我天天想見她,那次十分鐘的會面,警察在旁監視,我說不出話來,只是跟她一直在哭。」

他本想好了很多事情,要待出獄後跟妻子傾吐。但出獄回家了,頓時又不知跟妻子說什麼。「妻子是見到了,卻像一個生疏的人,她為何笑或哭,我竟不理解。我離開時,家中還未添置沙發和椅子,回來了,看見家中佈置,怎麼不像是我家?」他感到恐懼,甚至走在街上和路人擦肩而過,只感他們是一些影子。他感覺自己活在孤島中,甚至想返回獄中。

王清營是《零八憲章》的簽署人,曾因此而失去大學教職。

兒子第一次相認

他的兒子,同樣對王清營感到陌生。出獄後回家,兒子就在廳中,妻子對兒子說:「這是爸爸,喊爸爸。」可是兒子反應不來,一聲不響。不久,兒子跑到街上玩,忽然向朋友們說:「看,這是我爸爸!」第二天,王清營送兒子上學,到了校門口,兒子拉着他,怯生生的走到操場的同學面前,大聲向其他同學宣布:「這是
我爸爸!」

那刻,王清營流下眼淚。

「六個月了,我和兒子還在培養感情中。」他接受訪問時說。

目前,他仍在積極尋找工作。「近來面試了四家公司,沒想到他們都知道我的事。他們都很有興致問我在牢裏的事,但不提工作的事。當然,之後,就沒有消息了。」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像魯迅筆下四處奔波、不討人歡心的祥林嫂。獄中生活,「我已經說了幾十遍,說到想吐了」。

爸爸的「三頭六臂論」

家中父親,嚴厲勸戒他不要再作走上維權之路。他引述爸爸說:「你有三頭六臂?中國十幾億人,就你一個有本事?你看看這個三歲小孩,你再進去,小孩怎麼辦?當個農民工,平平安安過一輩子也比你現在強!」

王清營沒有辦法說服父親,他只感到父親的每句話,都是當頭棒喝,也像刀子砍到他心上。他說,雖然父親是文盲,但他見過日本人,見過國民黨,經歷過大躍進、六十年代大饑荒、文革,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其實父親什麼也知道,亦不比他這個知識分子知得少。

「我也不願意坐牢,很恐怖,但如果沒人做,這世界便沒人做,沒人願意幫助別人。」他說:「父親只是怕。他也教過我要當好人。」

王清營說,他仍視自由民主為一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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