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路霸(二):他們為何阻街

撰文: 蕭曉華     攝影: 鄭樂天、譚志榮、謝浩然

31 Oct 2016

攤檔和行人路面闊道的比例,約一比一。

(攤檔和行人路面闊道的比例,約一比一。)

|小販有話兒|

小販向來被視為阻街的主角,無論持牌或無牌,流動小販均要走避小販管理隊的拘控,時時處於「備戰狀態」。據統計數字,在2014年,就持牌小販檢控阻街個案共有5,064宗;就無牌小販被定罪的檢控個案共有26,294宗;而政府訂下的小販黑點更多達數百個,儼然是「梗有一個在附近」。

小販曾經佔去本港零售業人員一半人口。特別是日本戰敗撤出香港後,大量人口從大陸回流,再加上難民湧入,政府曾大幅增加簽發牌照,當時的小販人數約一萬人,為庫房增加不少收入。但數十年來本港在經濟模式不斷轉型,當局、小販和街道的關係可有更新?經常冒着被控告追捕的風險,而且管制日益收緊,為何仍有小販堅持以街頭擺賣為生?

半個世紀以來,伍生(伍順文)大部分時間都在九龍和新界擺檔,見證城市街道的滄海桑田。他最初以沉重的手推車售賣成衣,不辭勞苦養起一頭家,為生活捱出一片天地,來到如今六十歲,仍然在街上售賣生果。

這天他把小販車推到粉嶺聯和墟一段行人路彎角處,「這個角位不阻人,我的車子是一呎半闊乘三呎半長,也不敢在身後擺放存貨。讓路面行人闊度維持大概三呎多,人人都能通過。」伍生泊下車子,照例戴上小販牌。

「不過,無論小販車放在哪裏,總有機會被控阻街;倒楣的話,更要到食環署落口供,無咗大半日生意,真係血本無歸。」他說,每當小販管理隊的人員巡邏時,都會被要求出示牌照及離開原來位置,轉移到僻靜的橫街。伍生自言開檔的心理壓力很大,表面上除了買貨本錢、每年980元的流動小販牌費外,就毋須應付燈油火蠟等開支。但每天除日曬雨淋,還要留意小販管理隊的蹤影及同行的動靜。「有些人雖然持有流動小販牌,亦經常被拘控。我一個月最少被小販管理隊票控四次,有時更要交十幾次罰款。」

伍先生的父親曾開設成衣廠,他一直協助打理生意;1972年他十八歲時,父親他申領小販牌,他也聽隨吩咐。不料後來工業式微,這個牌照便派上用場,更是現在最年輕的小販牌照持有人。因為政府在1973年時開始停止發牌;到了2002年,更以三萬元特惠金吸引小販自動交回牌照,截至2007年,全港只餘下約630人持有流動小販牌照。

六十歲的伍順文(左二),把賣生果的小販車推到粉嶺聯和墟的一段行人路彎角處,「這為角位不阻人。」

(六十歲的伍順文(左二),把賣生果的小販車推到粉嶺聯和墟的一段行人路彎角處,「這為角位不阻人。」)

|揾食要隨機應變|

「我什麼貨都賣,每天獨個兒推着木頭車,由油麻地步行至旺角碼頭,再轉乘渡海小輪過對面海的批發舖入貨。」

伍生的生果車在路上顧盼左右,預留的路面空間足夠行人通過。途人路經這個檔子,總不期然地打量一下貨品和價錢。「好靚生果,二十元一份。」隨伍順文的叫賣聲,途人又走到檔前,拿起生果,摸一摸、捏一捏,然後付錢。「就算有牌,也會隨時被控阻街。要揾食,就要懂得隨機應變。」擺檔位置是箇中關鍵:如一個紅綠燈的搬遷,或一條行人天橋的興建,貫穿商場和屋邨,都會令本來市民必經之路,變得冷清清。反過來一個大型商場的興建,和一間電訊商店的增設,都會令一個地點變得熱鬧起來。「所以我們時常要轉換擺檔點來接近人流。這就是小販的特色,若真的阻到人,店舖、路人也會投訴,我們不是無王管。」伍順文說。

他說,曾有行家試過出錢「買料」,以每月一檔三百元秘密換取小販隊一個月的行動工作表。在他看來,只要交罰款後能夠繼續擺檔,一個月接獲四張告票,經濟上尚算能夠承受。小販隊實際上亦鮮會真的狂追猛打,如在填寫那些繁瑣的檔案時,往往也是但求省時省力,隨意填寫被告的檔口尺碼大小,鮮有照例辦事,認真量度,但被捕小販的罰款多少,正正取決於檔口的尺碼大小。「因為政府的法例是這樣的:持牌小販若被檢控,只可控告一條阻街罪名,罰款若為300至400元左右。」

小販每每要「睇天做人」,下雨天,生果易變壞,伍順文便在街頭擺賣玉器貨尾。

(小販每每要「睇天做人」,下雨天,生果易變壞,伍順文便在街頭擺賣玉器貨尾。)

雖然是有牌小販,但伍順文每月平均被檢控阻街四次。

(雖然是有牌小販,但伍順文每月平均被檢控阻街四次。)

|建議重新發牌|

小販和小販隊的關係,往往處於矛盾。伍生形容,自1999年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撤銷後,販商政策委員會亦一併取消,令販商與政府欠缺正式的溝通渠道。「近年失業、領取綜援數字不斷上升,當局應重新發牌和檢討小販政策,讓小市民在不阻礙街道的情況下,有多一個謀生機會。流動小販行業同樣能為社會帶來經濟效益,像當年新界地區每周三天墟期,人人也要來『趁墟』,好不熱鬧。」

他憶述,1973年股災帶來的大量失業問題,政府便以創造就業來解決失業,刺激社會經濟。市政局的小販政策及社署的轉介就業,都是當時的扶貧措施之一。固定攤位牌、靠牆牌、報攤牌及熟食檔牌已不敷應用,大量發牌予流動小販和設立小販認可區,便在此時應運而生。如此,小市民便無需政府資助,自力更生;弱勢社群在政府安排工作後,同樣能在庇護下發揮所長。隨後,社會經濟真的很快便復甦過來。「小販政策成立,目的是要趕絕流動小販。其實這政策已過時,需要檢討,且近年管理隊的執法亦太強硬,矯枉過正,抹殺小販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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