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本土】懸在頭上的繩圈:從香港最後一個死刑犯 思辯法治初衷

撰文: 曾慧雯     攝影: 許莉霞

08 Se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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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示威者被判入獄,社會再深思法治與公義的原意。半世紀前,在英國與香港的法政界在「死刑」的議題上曾進行激辯。

香港戰後,共101名被處決死刑,最後一名是51年前的黃啟基。1966年,越南華僑犯人黃啟基因搶劫罪及謀殺罪而被判死刑,同年執行繯首死刑,成為香港最後一名死囚。1993年立法局三讀通過廢除死刑。

「我們最初想講香港的暴力這個議題,不斷去想,什麼是暴力。暴力推到最大,就是一種刑罰的暴力,就是死刑。」《一賠一:香港(暫時)最後一名死囚》 編劇許晉邦說。劇團「演員的自我搔癢」接近黃啟基案的相關人仕,重新整理當年的資料,他們將案件搬上舞台。

法治、權力、暴力、人權與道德互相糾纏,今日年輕劇團從本港最後一個被判決死刑者黃啟基,找出法治的原意。

一個為舞女愛人劫殺的男人

1966年7月3日,34歲的黃啟基在深夜潛入其任職售貨員、位於九龍青山道的中建國貨公司爆竊,期間被當值的保安員陳建生發現,二人糾纏時,黃啟基將陳建生殺害,其後被捕。

導演鍾肇熙形容,黃啟基犯案的理由,源於一個簡單的想法。「當初我們在想,黃殺人一定是個很厲害的理由,才不惜一切去打劫,然而我們發現,他只是想要錢來結婚。」

當年,本是越南華僑的黃啟基偷渡來港,投靠在港的親人。後來他結識了一名舞女,黃啟基向親人透露想娶她過門,卻遭反對,於是他在工作中的國貨公司打劫,希望與該舞女擺酒結婚。

鍾肇熙說現在結婚、擺酒、買樓好像是一個套餐,這是一種困境,「我們都以為自己有自由,但社會卻無形中限制了我們」。50年前黃啟發的社會規範,一個越南難民,千里迢迢到彼岸求存,遇上所愛,求財心切犯險……除了固有的社會價值,規範他的還有未廢除死刑的法律。

什麼是「公義」

當年死刑的爭議,引起有份主演劇作的陳衍彤疑問︰公義是為了什麼?

「我記得看過一本書,講到哈佛大學的法律學生上的第一堂課,也要回答什麼是公義?學生普遍的答案是伸張正義,教授卻說其實是保障人的利益。公義脫離不了利益,誠然,公義這個字只是一個媒介和工具。現在的人很喜歡說自己是公義的,以為做什麼也可以,然而不是要看他們的公義是什麼,而是他們要公義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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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演員沒有固定角色,他們會不時切換角色,讓觀眾以不同角度了解事件。

英國藉御用大律師貝納祺是黃啟基的代表律師,他沒有為黃啟基洗脫罪名,卻為他爭取「應有」的懲罰。判刑後,貝納祺指出,香港應跟隨已於1965年廢除死刑的英國,刑罰不應超越宗主國。他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庭及英國樞密院,但仍無法推翻死刑原判。

導演鍾肇熙對法治有所體會:「最近社會經常討論法律是否代表公義,這當然不是。不是看法律產生的結果,而是法律本身成立的目的,它不是為了彰顯公義,而只是社會需要某種秩序。這不過是一種強加於人民的社會契約,法治與公義沒有絕對的關係。」

歷史流水映照本土「公義」

1966年11月16日,黃啟基在赤柱監獄接受繯首死刑。行刑時,黃啟基站在可開合的活板之上,先將懸掛架上、有活結的繩圈套在他的頸上,再在雙腳分別綁上沙包。指令發出後,職員打開活板,綁在雙腳的沙包帶同黃啟基的身體向下墜,活結愈收愈緊,直至他氣絕身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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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不知不覺間入侵了社會每個角落,監製黃珏基談到自己一次在社交平台的經歷,只能苦笑。

黃啟基案後,雖然法律仍保留着死刑的處罰,當時所有死囚自動由英女皇赦免,改為終身監禁,故此香港一直暫停執行死刑。直至九十年代初,立法局再次就死刑展開討論,時任議員李柱銘提出廢除死刑的修訂。1993年4月21日,立法局以三讀通過修訂,以無期徒刑作為最高刑罰,正式廢除死刑。

「或者像黃啓基的案件般,臨時立法會的人是否真的為了公義而要推翻死刑?很多資料也說,當年推翻死刑時是因為快要回歸,好怕不知發生什麼事,不如先推翻吧,你會心想︰原來你們這班人不是有很真義的立場」,鍾肇熙說劇團創作的原意,從本土的真實歷史中思考。

暴力瀰漫每一角落

今日的香港,暴力不再只是物理攻擊,縱然死刑早已廢除,但暴力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更多的人被剝削、被侵犯,褫奪他們自身的權利,然而我們卻不察覺,這條套著言行的繩愈拉愈緊。

「我平時喜歡烹飪,亦喜歡在社交平台分享。」監製黃珏基憶述3月特首的選舉結果出爐那天,他煮東西吃,當他正想在網上分享食物照片前時,我突然想︰「這個動盪的時刻,我在社交平台分享食物的照片,會不會被抨擊為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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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許晉邦希望透過劇作感染觀眾,從無力感中找到改變社會的機會。

暴力彷彿在不知不覺間,滲透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黃珏基苦笑道︰「我意識到自己正在自我審查,於是我又再想︰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選新特首就不可以煮飯嗎?這個自我審查是如何來的?何時植入了我的思想中?」黃珏基認為,人們習慣顧慮主流意見,希望能滿足別人的期望,無形中影響著各人的自由意志,這種暴力,比死刑來得更加恐怖。「我們是暴力受害者的同時,我們也無意識地成為了暴力的施予者,而這種暴力衍生發展下去,最後可能是我們自己弄死自己。」

黃啟基:
貝納祺可以代表誰?

黃啟基之後,近30年後才廢除死刑,編劇許晉邦認為,縱然當時貝納祺爭取廢除死刑未果,他的堅持卻是後來成功的基礎。「我會稱之為釀酒的人,釀酒需要時間發酵、沉殿,令酒變得更純,他們未必能見證什麼,但多年後喝酒的人嚐到成果時,會感受和歌頌他們的努力,問題是,我們願不願意去做釀酒的人?」


「我們現在都很無力,不知怎樣走下去,很多人已經心灰意冷,不知道可以做什麼。而我們這些劇場的人,只能用我們演戲或創作的技能,嘗試感染身邊的人,一傳十,十傳百。到了某時候,大家都覺得要做點什麼,或許就能改變這個社會。」許晉邦說。

在戲台階上,當貝納祺說要幫黃啟基的時候,黃啟基不忿說︰「這是我的代表律師,你是一個英國人,我是一個越南人,這裡是香港,他可以代表我的什麼?」

劇團對當中死刑戲內戲外議論紛紛,在挺公義,撐法治的大氣候,劇團希望藉話劇深思法治與公義的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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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至17日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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