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歐洲難民最前線

撰文: 李雨夢     攝影: 李雨夢

26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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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你是記者嗎?」

走到匈牙利邊境村落勒斯凱(Röszke),這裏跟塞爾維亞接壤,有着一條連着兩國的路軌,火車現已停駛,在鋪滿碎石的路上,不斷有人流動,試圖從塞爾維亞走到匈牙利的這一邊。一家人攜老帶幼,是最常看到的景象。本來沒人理會的邊陲小村,因為這一波的難民潮,突然成為了新聞熱點,國際組織紛紛在此設立補給物資站。

樹蔭下的逃亡故事

我沿着路軌行走,忽爾旁邊走過一名年輕的叙利亞男子,約莫二十多歲,高高瘦瘦,操着流利的英語,然後問我是否記者。三言兩語後,他同意接受採訪,但不願透露真實身份,不過,談論起他的逃亡經歷時,卻是滔滔不絕。就這樣,我們坐在鐵路的旁邊,樹蔭下,時光似乎暫時凝滯。叙利亞的動亂,彷彿只存在於他的話語中。

「你知道嘛,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了伊斯蘭國(ISIS) 的首都。」Syrianglory( 化名)口中的故鄉拉卡(Al-Raqqah),是叙利亞北部的重要城市,自從叙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後,反抗軍於2013年發起過一場「拉卡戰鬥」,攻下了這座城市,到了後來,拉卡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並成為該國的首都。

早在內戰爆發之初,Syrianglory已經逃離故國,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尋求存活的空間。經過接近三年的時間,由於鄰近叙利亞的關係,此處也不斷受到戰亂影響。今年8月,Syrianglory有感貝魯特將會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於是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隨着逃亡浪潮,他跟大隊人羣一起移動,當他向我詳細闡釋其逃亡的路線時,不意外地,跟媒體描述的相去不遠,只是,從報道上讀到,跟親耳聽到,那種感受又是兩碼子的事。「我先從貝魯特坐飛機到土耳其的阿達納(Adana),再轉乘巴士到達伊斯坦堡。後來,就是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我坐上了一艘『死亡之船』,船上有五十人,沿着地中海,飄流到了希臘。」地中海路線有兩個熱門的登陸點,一個是希臘,一個是意大利。在希臘登陸後,Syrianglory繼續北上,途經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路程遙遠,有時他會乘坐巴士,有時只能徒步而行,有時甚至會遇上「發難民財」的計程車司機,單單是從馬其頓到塞爾維亞邊境的一程車,便花費了200歐元(約一千七百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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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絲網像苦難一樣長

大多數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都渴望坐上前往德國或奧地利的列車,在該處展開新生活。一名駐匈牙利的法國記者告訴我,希臘理應是難民登陸後踏進的第一個歐盟國家,但希臘由於其債務危機,已經自身難保,因此千方百計把人潮推送至馬其頓,而馬其頓及塞爾維亞亦沒有接收難民的意欲,只願他們盡快進入匈牙利。地理位置的緣故,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需要直面難民問題的歐盟國,但該國政府應付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塞匈邊境建立一道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而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更明言「移民危機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並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聯合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的強制配額計劃。

 

45(建立在塞爾維亞及匈牙利邊境的鐵絲網,長達175公里。)

 

Syrianglory不打算落腳在匈牙利,如果能夠幸運抵達,挪威應該會是他的終點站。「我只是想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沒有戰亂,不用擔心安危,而且我猜在挪威應該能夠找到不錯的機會吧。」吸了一口煙,徐徐呼出煙圈,然後嘆了一口氣。離開中東之前,他是一名會計師,在失序的地方,專業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只盼望能夠找到容身之處,但求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念頭驅使下,他表示將會用盡方法逃離匈牙利警方的耳目,找出前往北歐的路線。

資訊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人,進入了匈牙利的國界後,會在收容中心等候被送進難民營。難民營被一圈一圈的鐵絲網圍繞,加上大量警察在看守,防止難民逃離。透過一網之隔,突然又被一把聲音叫停,營裏的人問我有沒有香煙,我聳聳肩,並走向他們,嘗試打探網中人的故事。

「早知難民營的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進來,我們跟這裏的非洲人也不太相處得來。」已為人母的Hanan,在頭巾底下的那張臉龐,顯露出不滿的神情。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難民之間,也有可能存在族羣政治。Hanan一家十二口,沿着相同的路線,花了二十天的時間來到匈牙利邊境,透過巴士接載,一家人從收容中心轉移至難民營。「被送了進來後,我們問看守的警察何時可以離開,下一步又會怎樣時,他們只會說不懂英文,也沒有確實的答案。有時說一小時後能離開,有時說兩小時,有時又說三五天不等。」

 

3(在收容中心等候安排前往難民營的隊伍,有年輕人對着鏡頭微笑,但是他們並不確實知道進入難民營後的命運。)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

跟Hanan談話的過程中,警察一直從旁監視,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如此明目張膽。後來,Hanan的家人也走了過來,她一一介紹,這十二人的家庭裏,年齡層由兩歲到七十四歲。七十四歲的父親原是巴勒斯坦人,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局長期不穩,於是選擇逃難至鄰國。Hanan在叙利亞出生及成長,本來過着相安無事的生活,內戰後情況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內戰爆發之初,她們還抱持着觀望的心態,直到三年後,覺得局勢無法逆轉,終於決定離開叙利亞,前往歐洲。「我們有親戚在瑞典,希望能去那裏團聚。」

根據歐盟在1997年生效的《都柏林公約》指引,難民需要在首個登陸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被送往勒斯凱(Röszke)難民營的難民,將會在匈牙利透過讀取指紋來進行身份辨識。前路茫茫,能否前往瑞典,實是未知之數。Hanan一家為了逃難,已經花費了每人近四千歐元(約三萬五千港元),合共約五萬歐元(約四十四萬港元),隨身行李亦在地中海全部遺失了。「希望你能夠幫幫我們,」到了最後,站在Hanan旁邊不諳英語的丈夫,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聽到這話後,不免心虛,數以十萬計逃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故事,我們能夠透過文字或影像閱讀到大量相似的背景與故事,可是,對於「難民」諸多的刻板印象,足以把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磨平。到底如何才能夠更立體地呈現?如何才能夠避免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一道大難題,不免深感文字的匱乏。

後記:難民並不遙遠

在新聞現場,看見那些影像中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卻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他們寄望安全及更好的將來,教我不禁想起在香港曾進行過一次非洲難民的訪問,在處處是掣肘的社會環境底下,美好的新生活並沒有來臨,活於社會極度邊緣的位置中,因為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導致不能合法於香港工作,輾轉之下只能投入黑工市場,飽嘗被剝削的滋味。難民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有時候總會質疑自己是否過於濫情,遠方的同情或凝視畢竟廉價,但想起在匈牙利的邊陲之地,看到難民小孩天真爛漫的笑容時,那種心酸的感覺,使人久久無語。我不想,也沒有資格用道德之尺去丈量他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而關於難民或移民政策的討論,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空間。執筆之際,只是惦記着Hanan丈夫的期盼,嘗試盡量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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