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人物】我們的教育之道 ‖ 張艷璿

撰文: 李雨夢     攝影: 關震海

11 Jun 2017

2017年初,一個關於防止學生自殺報告的公聽會上,有小學生向吳克儉質問︰「局長,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國際學校能做到(Happy Learning),傳統學校卻做不到?為什麼會那麼辛苦?」那名小學生叫做陳禹齡,從傳統學校轉至國際學校就讀,除了能夠體會何謂愉快學習外,也從學業的精神壓力中釋放出來。

這位小女生的母親,是家長聯盟的發言人張艷璿。

張艷璿最初因為女兒而進入了TSA關注組,然而女兒轉了校,不用再面對TSA的折磨及引伸出來的操練,張艷璿卻沒退下火線。即使期間患上腸癌,進行化療期間,她也沒停下過手上各種與教育議題相關的工作。她說︰「我唔係剩係為咗我個女」。

學生輕生的報道不絕,張艷璿看在眼裡,百般滋味在心頭。她曾是精英教育制度下的得益者,看着眼下的年輕人,未來看不見希望,這都是驅使她一直堅持下去的動力。

來吧!接受自己有情緒

2016年,一個又一個學生選擇結束年輕的生命,箇中因由,不是單一原因足以概括。這些沉重的消息,使張艷璿意識到,心靈健康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她加入了「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並開始與另一些家長策劃「休整日」,並與學校及不同的組織合作推行。全港首個休整日,在屯門官立中學試行,至今試了六間學校,有小學,也有中學。

「點解我要做一個落學校的活動,是因為我們覺得壓力是從小到大所積存下來的問題,並不是短期內出現」,張艷璿說。

社會對於精神健康沒有投放足夠的關注,傳統學校更是壓抑情緒的地方。張艷璿認為,她們進行的工作,某程度是為緊迫的狀態尋求鬆動的空間︰「你接受自己是一個有情緒的人,懂得怎樣去抒發自己的情緒是重要的,如果小學階段不學懂,之後便會愈來愈隱藏,我哋唔可以等到學童病咗先去處理。」

透過抒發感受的活動,例如表達藝術、音樂、畫畫,甚至簡單如「撕攔張紙」,都是一個發洩的過程,但在張艷璿的觀察裡,她發現香港學生不是太習慣︰「看起上來,這好像沒什麼,但其實很有用,裡面其實有很多憤怒嘗試釋放出來,發洩完之後,其實是可以重建的。希望他們可以記得那一刻的感覺,那一刻真的有把情緒釋放過出來。」

每一次進行休整日,最令張艷璿感到難忘的,是結束的時候學生都叫她們不要走︰「他們很喜歡我們陪他們玩,試過去中學的男校,那些小男孩說,你們會什麼時候再回來?我們其實是姨姨,但他們竟然這樣說,是很開心的。」張艷璿不知道,這樣去辦一個休整日,到底可以真正幫助多少學生,而她的心願,是希望盡量也可以影響到老師、家長、以及社工︰「這是一個三角關係。」缺了其中一角,都不完整。

張艷璿記得,在策劃首個休整日的時候,她正在進行化療。患了腸癌第三期,她面對生死,沒有怨天尤人,這令她更在意學童自殺的事情,感觸更多。

「一個人要面對死亡,其實很不容易,尤其自己也在面對中,但那些學生卻選擇結束生命。我想,在面對痛苦的過程中,他們一定很辛苦。」那些生命課題的思考,一直處於互動的狀態,生命影響生命,大抵也是真的。張艷璿說,有時會因為這些教育議題的工作,令自己忘記了患了癌症這一回事︰「唔知喺佢哋幫咗我,定係我幫咗佢哋呢,在過程中我覺得自己很有用。」

記者問,為何生病了還要堅持下去?

張艷璿沒有什麼感人的原因,她頓了一頓,只是說︰「唔知呢,我真係無諗過要抖,我只是知道,有些人的生死似乎比我的休息更重要。而且,我也沒去想過自己會不會康復這回事,而且在生病時覺得自己很有用的感覺令我feel good,所以我覺得要繼續下去就係咁簡單。」在生死峭壁掙扎過的張艷璿,說生命影響生命的微妙處,像她選擇的黑白套裝,是如斯的輕。

想輕生的青年:只想休息下

為何對於教育議題如此執著?

張艷璿說﹐因為這是香港的未來。

她是傳統名校出身的人,在殖民地的精英教育中長大,回想起從前上學的日子,她說跟現在國際學校的教學模式相去不遠,不是死背的填鴨式教育,而是透過話劇、辯論等形式來深化學習,鼓勵獨立的思考。

張艷璿看見,香港教育正在大倒退,只在意考核的能力,而非全面的個人發展,導致失去了求知的好奇心,甚至摧毀一個人。

「我接觸過很多年輕人,我們的下一代,有部分會好想死,有部分會放pair自己,因為覺得無前途;另一部分可能是精英,但卻局限於某方面的專業,長遠下來,這個城市的面向會愈來愈單一。」香港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已經因為種種的壓力,感到活著原來很累,不斷在滿足別人加諸於己的期望,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卻常常被排除在生涯規劃之外:「如果香港要有希望,下一代有希望先得。」

希望二字,說來不難,然而站在對立面拉扯着人的,是絕望。

「我好唔想香港的細路仔變成咁,當一個城市的年輕人是這樣,那個城市會慢慢死去的。而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時,只有有錢的人才能夠得到優質教育,社會的公平將愈來愈少,這樣的社會很不健康。」她接着說︰「我唔想香港變成咁。」

張艷璿口中的教育大倒退,甚至成為眾多學童壓力的來源,跟千禧年之後進行的教育政策及制度改革,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翻看教育統籌委會員在2000年提交給政府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教統會建議的改革範疇包括課程、入學機制、學制、評核,TSA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的時代產物。在建議書的前言中,有以下一段︰「教育改革的大前提是以學生為主體,本着的理念是幫助每個人透過終身學習達致全人發展。」

家長們十多年後回看這場教育改革,是否真的以學生為主體?又真的做到改革嗎?張艷璿只是覺得,與上個世紀相比,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變得愈來愈落後。

「如果你說學生的輕生跟教育制度完全無關,我覺得是匪夷所思。我和那些曾有自殺念頭的年輕人聊天,想嘗試了解他們的需要,卻發現十居其九需要的,只是休息。」

香港香港

認為下一代是香港的未來,對於未來的重視,也是源於對這座城市的感情。

張艷璿笑說︰「可能好老土,但這是事實,我是一個很愛香港的人。」

年輕時因為廣告工作的緣故,到世界各地曾與不同地方的人共事,但最令她牽掛的,仍然是香港。「香港最特別的地方是人,在這樣一個緊迫與高壓的情況下,香港人可以做到超水準的作品,我覺得香港人係好叻。」

只是,環境轉變,從前不乏機會,如今的年輕人卻難以看見向上流動的可能,甚至更早的求學階段,已經抹殺掉一個人的求知慾。張艷璿不忍看到城市的衰落與死亡。

她無法輕易解釋對於香港的愛,只引了一個例子︰「我中學時參加歌唱比賽,是唱陳美齡的《香港香港》,仲贏左添!」

去到最後,也許她只是想對這個社會,負起應盡的公民責任,她也是這樣教育子女︰「你要對社會有責任,這樣才能夠成為不自私和有作為的人。」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何她會把女兒帶上公聽會,對於張艷璿來說,這是公民教育的一種,不限於書本上的現實體驗︰「當然,我事先也是徵得女兒的同意才做的。」

希望,是從下一代的教育做起,而張艷璿希望見到香港的未來不是一條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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