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資銀行走向峰火大地:八十後的國際人

撰文: 伍詠欣     攝影: 劉玉梅

10 Feb 2017

這一刻,他是一個考包尾的中三學生。

這一刻,他是國際投資銀行的精英。

這一刻,他已經身處一個地方,塔利班武裝分子、爆炸和飽受戰火折磨的平民百姓就在他的上下八方。

這一刻,飛向阿富汗的航班即將起飛。他有五秒時間,在機艙門關上之前,打一個電話。「我不幹了。」是的,那麼,一切就完結了。

在機艙門關上的一刻,他可以作出重要的決定。

「八十後」的葉維昌,那一刻,選擇了遺忘戰爭,還是毋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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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阿富汗、約旦、叙利亞、緬甸── 這些國家都是國際新聞的「常客」,通常配以槍林彈雨的衝突場面,葉維昌卻在以上地方都留下了足迹。

他目前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對外事務部項目經理,曾經擔任四年駐外代表,是機構現時唯一一位曾於戰區前線服務過的香港人。

中學包尾   變身投資銀行精英

葉維昌小時候在屋邨成長,中三還只是班上的包尾分子,之後成功入讀香港大學商學院,2004年畢業後更考入投資銀行。身為別人眼中的精英分子,得到一份足夠上車買樓的工作,是許多香港人求之不得的A餐。

畢業前有一個前輩跟他說,就算活到一百歲,人生第一個廿五年已經過了,最後一個廿五年又可能多疾病纏身。原來,一畢業,人生只剩下一半。「他問我:你希望這一半時間過得有幾精采?」

於是,他慢慢鋪排自己的B餐。「即使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選擇這份B餐。」

葉維昌形容自己的中學生涯都在渾渾噩噩中度過,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打排球,大學選科,自己決定不了,由姊姊決定填報商科。他參加不同商科比賽,並與同學一起以「數碼面膜印刷」贏得比賽。

難忘肯雅男孩的夢想

大學商科第二年,人生路忽然變得清晰。

「港大有個說法叫magical second year, 好像所有機會都會在二年級出現。」入大學之前,葉維昌從未離開過香港。當時他報考國際交流計劃,得到兩個機會,一個是前往南非一間國際會計師樓實習,另一個是前往肯亞貧民區參與當地的生計項目。身邊許多老師和朋友都認為我應該選擇前者,但是他不想留在感覺舒服的地方,不想做習慣的事。「我選擇挑戰自己,選擇去肯亞。我會說,之後的一切,都是由肯亞開始的。」

葉維昌的任務是協助當地貧窮家庭運用第一筆資金,支持他們做小生意。貧民區內,六成人都染上了愛滋病。辦公的地方,同時有一個愛滋病孤兒中心。小朋友見到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陌生臉孔,非常高興,一湧而上,團團圍着他,抱住了他的雙腿。「你可以想像,那對我的衝擊有多大!」他明明知道愛滋病不會經由一般身體接觸傳播,但是依然不知所措。

「那個感覺,我記到今日。」有一個小男孩叫Michael,每天都會扯着葉維昌的衫尾在貧民區出出入入。葉維昌離開的時候,Michael說他會儲錢去香港。葉維昌吃了一驚:一個住在貧民區的愛滋病小孩,都會有自己的夢想。那一刻,他開始問自己:究竟自己的夢想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些能有空間追逐夢想的人,反而往往裹足不前?

沒有盡頭的長期戰爭

從肯亞回港後,接受了傳媒訪問,想不到,那篇訪問,讓葉維昌遇上後來的兩位人生導師,間接改變他對事物的看法和選擇。從事新聞多年、現為策展人的攝影師秦偉讀完訪問後,主動聯絡他見面。「一見面,他就問我: 對這個世界認識幾多?對政治問題了解幾多? 他問我最欣賞的作家是誰,我說是戰地記者張翠容,他就介紹我們認識。」秦偉和張翠容跟他一起討論國際議題,由那時開始,兩人見證着他走向國際,走向戰火連天的地方。「秦偉帶着我探訪深水埗的劏房,去做《板間人生》攝影集。他說過,一個人無論做到幾高幾遠, 都不應該抽離對人的感覺。」

這句話,葉維昌在前線工作時一直銘記於心。「每一天在戰區面對着那麼多平民,我可以隨隨便便地派飯派水,到監獄探訪時,可以只是循例進行詢問,但是,我相信受助人會感受到,你是否真心對待他們。」之前的兩次世界大戰,有完整的開始和結束,但是今日的戰爭卻是持久戰。他駐守過的國家,戰爭都已經持續多年,反而漸漸被遺忘,成為無聲的災難。即使機構能為平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但是在看不見盡頭的戰爭下生活,不少親人「被失散」,他們遇到的精神壓力反而更難處理。

七年音信隔絕   家書抵萬金

葉維昌駐守緬甸時,曾經為幾個原本住在山區的在囚人士送信給家人,他們已經七年沒有聯絡。山區沒有網絡,沒有電話,沒有車輛可以到達,要從山路走過去,之後還要乘搭小艇。落船時葉維昌不慎被木板擦傷了,因為物資太重,當時沒有攜帶急救包。三個小時後, 他回到總部,發現整條小腿的血管呈紫色,傷口已經受到細菌感染。總部連忙把他送到仰光一間醫院,接受了十四日抗生素治療。

為了一封信,值得嗎?

「當我見被囚人士家人的第一滴眼淚,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們急切地問葉維昌,是否親自見過他們的兒子。他給了正面的答覆。葉維昌接着又為他們拍照,準備送給他們在監獄中的親人。

炸彈和危險是你的近鄰

葉維昌在駐守巴勒斯坦十五個月之後,去了阿富汗,當地有塔利班武裝分子。葉維昌每天都聽到爆炸聲,每一次他都會立刻四處張望, 評估是否要逃生,確保同事安全。「工作期間我曾放假回港。最初幾日我一聽到街上有貨櫃車落貨的重擊聲,我都下意識周圍望。如果不是家人提醒,我也沒有察覺自己這樣緊張。」

假期結束後,葉維昌坐在回阿富汗的飛機上,看着機艙門徐徐關上,他的腦海出現了一把聲音說:「你還有五秒鐘,決定走,還是不走。」無論是多艱險的經歷,葉維昌憶述時都像是引述他人的故事般冷靜,唯獨憶述至此時, 他也忍不住扮演起當時的情境。「就像電影一樣,我問自己,其實打個電話回去,說一聲quit(退出)就可以,但是當我想起前線的同事,在持續戰爭下等待支援的平民、傷兵,我就跟自己說:坐低啦,起飛就起飛啦。」

雖然有那麼一刻想過「逃命」,但是落機時見到當地同事,大家就像兄弟般擁抱,別的話不必多說,說一句 “Muhammad, go back!” 就非常有默契地一起前行。「當我回到辦公室,坐在電腦前,看到一星期的計劃,項目的文件, 十個小時前在飛機上的逃跑念頭就會消失。」他對自己說:我會好好完成這件事。

敵人不在遠方

生活和工作都處於槍林彈雨之地,在那裏,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自己。」葉維昌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首先要面對的是個人的恐懼。當你面對着一臉嚴肅的政府軍人或者連政府都管不到的武裝組織時,那個考驗就是,你有沒有膽量說『你真的做錯了』或者『開槍其實都有規矩』。」(按: 根據《日內瓦公約》,非戰鬥人員尤其是人道組織,受到條例保護。)

「第二要留意的,是個人的自大。」他真誠地說。

「我第一個被派駐的地方是巴勒斯坦,助手叫Akram,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他已經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服務了二十七年,年紀足夠做我爸爸。」Akram 拿到獎學金在英國完成碩士學位後,決定回國服務。雖然他的學歷足夠, 但是因為他本身是巴勒斯坦人,機構需要保持中立,所以他無法成為機構代表,不能代表機構與以色列政府磋商會面。

雖然葉維昌名義上是Akram的上司,要為他寫工作表現報告,可是他內心對這位同僚充滿尊敬。好幾次機構代表與平民會面時,以巴雙方發生衝突,催淚彈及石頭滿天飛,「如果不是有Akram帶我前往安全的地方,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Akram的家就在難民營,他家門前每日都會發生衝突,催淚彈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槍林彈雨下談判

身在戰區或者衝突的最前沿,即使機構盡可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前線人員總有機會遇上危險。為免父母擔心,葉維昌最初並無詳細說明工作情況。「我只是告訴他們,我平日都是在辦公室工作,都是穿着恤衫西褲。」可是他沒有提及,他是穿着恤衫西褲與荷槍實彈的武裝組織會面以及談判。2014年,他在阿富汗與塔利班對話,參與營救人質行動,相關訪問被香港媒體轉載後,父母才認識到兒子的工作並不是他所說的那樣輕鬆。

「由我離開投資銀行開始,父母一直都十分疑惑,到今日都認為這是一個『神經病』的決定。不過我很慶幸他們沒有阻止我的工作,沒有給我壓力。」

葉維昌與同事每天都在前線為平民家庭團聚而努力,放工後,他們打趣說,自己都要與家人團聚。於是,夜幕低垂,就是他們的上網時間。「我們會跑回宿舍,如果能連接到網絡信號,我們就致電給家人。」

這個電話,與其說是為了掛念,不如說是為了治癒。他不知道,為什麼每天都能在電話上談上一小時,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話分享。以前做銀行,在家裏住,朝見晚見,每天談話恐怕連十五分鐘也沒有。「也許是年紀大了,分開日子又長,反而會珍惜。」

社會常討論香港人欠缺國際視野,葉維昌卻成了一個「國際人」。每次前往新的國家,葉維昌都要熟讀當地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知識。他覺得自己每兩年,就好像讀了一個碩士學位。書讀得多,戰禍見得多,赤子之心不變,最近與大學老師見面,他們覺得他還像剛畢業時一樣。「我也覺得,自己像一個小朋友,經常背着背囊到處去,跟讀大學時沒有太大分別。工作環境令我有動力一直學習,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投身金融商界或加入政府,是一般人心目中的「A餐」。不過,作為「A餐」的過來人,葉維昌覺得「B餐」也不錯。「其實,加入國際組織工作,也是一個出路,只是以往的教育,很少顧及這條出路。我是少數曾在前線工作的香港人,與不少地方組織溝通以後,他們都表示我為亞洲人帶來一個嶄新的形象。

「如果年輕人覺得香港目前沒有出路,為何不嘗試了解國際機構的工作?我們可以視之為一個新機遇,藉此培養新一批人才,提升整個城市的動力。」

不要做年老會後悔的決定

話雖如此,國際組織吸納人才,也是千挑百選。葉維昌由發現志向到開始籌備,直到重考後加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足足用了九年時間。語言是其中一個障礙,因為組織總部設在瑞士的法語區日內瓦,傳統規定,成員都必須懂得法文。他在2008年離開投資銀行後,前往日本修讀國際關係碩士學位,之後又加入香港紅十字會往內地前線工作,累積各種相關經驗。

這些年來,一直在外國工作,葉維昌對國際問題熟悉,卻開始與香港脫節。「有朋友前來探訪,提到的『潮語』我都不懂,連『食花生』都不知道。」葉維昌說。

更大的鴻溝不是來自語言,而是來自價值觀。「搵錢無罪,夢想無分好壞,但你要肯定, 自己不是因為社會壓力而追逐某個指標。假如大半輩子追尋一個目標,到老才發現做錯了決定,那時要後悔就太遲了。」

 

紅十字國際委會員簡介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法語: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CICR;英語: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於1863年成立,是獨立和中立的人道組織,為國際及國內武裝衝突的受害者提供保護及援助,獲《日內瓦公約》授權,監察戰俘待遇及主動提供人道援助, 保護受難者的生命與尊嚴。同時,委員會亦因應作戰方式的發展,負責敦促各國政府修訂人道法。該組織是世界上獲得最廣泛認可的組織之一,並在1917年、1944年和1963年三次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何謂日內瓦公約

《日內瓦公約》(1949年)及其附加議定書(1977年)是組成國際人道法的主要條約,旨在保護非戰鬥人員、平民、戰俘,以及交戰各方的傷兵。公約限制交戰各方在敵對戰鬥中的行動,例如不能阻止人道組織從事保護與救濟平民之人道主義活動;禁止攻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相關的其他標誌、醫生、救護車或醫用船隻;白旗表示有意投降或想要談判,禁止向舉白旗的人員或車輛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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