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難民制度:斯諾登說「犯罪」

01 Dec 2016

000_par8323035resized(斯諾登 AFP Photo/Dagens Nytheter/Lotta Hardelin)

2013年,前美國國家安全局職員斯諾登逃離美國,選擇在香港向傳媒披露美國政府秘密大挸模監控互聯網,事件轟動全球。在那一段旅程中,他經律師Robert Tibbo轉介,輾轉藏匿荔枝角、深水埗、堅尼地城的難民家庭。2016年,回想親眼所見,在俄羅斯的他形容香港政府對待難民的做法是一種「罪行」,又指難民遭到某些圈子「妖魔化」,希望香港人能「想想那些孩子的父母明天醒來時會面對怎樣的生活」。

Robert Tibbo是人權律師,多年來幫助過的難民,亦有無償將案件提上高等法院。

以下訪問由加拿大媒體《Ricochet》編輯Ethan Cox經加密渠道,透過律師Robert Tibbo進行,中文版由《明周》記者鄭祉愉整理及翻譯。


題一. 你第一身經歷香港難民的居住環境,你對他們被對待的方式有何想法?

斯諾登:香港是世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我卻看見這裏的難民每天掙扎求存,他們飽受歧視及壓迫,處境貧困。難以想像,一個政府一方面拒絕讓他們靠自己勞力賺錢,一方面拒絕給他們買食物的錢,反而只是給他們完全不足以餬口、經常腐爛或過期的食物。但這就是目前整個制度運作的方式。

今時今日,尋求庇護者每月可獲得一定份額的食物劵及扣賬卡(debit card),但那遠遠低於生存所需,所以他們仍然一貧如洗,仍然捱飢抵餓。

於我自己,有人告訴我,這裏處理庇護聲請可以長達十年時間。十年!你試花數秒想像一下,未來十年,你夠膽去工作就會被拘捕,你只能靠自己找食物、付完房租、付水電煤費用、買衣服、湊夠錢乘巴士地鐵或者打電話……

Robert Tibbo:這正正是香港政府刻意設計的機制,讓申請庇護者無法滿足生活所需,讓他們一直活在貧困之中。這其實已經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七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若果尋求庇護者不獲准工作,而政府又無法滿足他們生活所需,就等同給他們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

香港政府讓超過一萬個尋求庇護者多年來活在地獄之中,以致他們會這樣說:「我們感到絕望。」

尋求庇護者經常因偷奶粉被捕,因為他們要給孩子餵奶。有些人不想偷,有些人不想幹壞事,他們不想因非法工作而判監22個月。所以他們會說:「我放棄了,我寧可回到自己國家。如果要我選擇,要在另一個地方死去或者坐牢,那我寧願回到老家,死在那裏。」

香港政府這種做法,法律上叫做「建設性遣返(Constructive Refoulement)」。個人認為,這已成香港政府一種清楚不過、經過精心設計的策略。香港政府可以這樣說:「我們從未驅逐或者移交他們,是他們自己想走。」

任何一個合理的人,都不會選擇回到家鄉,面對迫害和折磨。但當你長期受在這裏受到這麼差的對待,你在精神上和肉體不再健全,便會妥協。當有人決定回去接受迫害,就說明了他們的狀況亮起紅燈,同時說明了香港政府的做法非常錯誤。他們不需要驅逐他們,只需要等待他們自行放棄,等待他們自己崩潰。

斯諾登:你能夠堅持多久?世界上就是有這樣一種法律,法律本身已是一種罪行,而這是一個清晰的例子。

每個人都需要掙扎求存,都會決定哪樣東西應該優先處理,我亦非常明白那一種想把自己從世界大難題隔開的意欲。可是,視而不見,不代表問題會消失不見。今天晚上當你躺在床上的時候,想想那些孩子的父母明天醒來時會面對怎樣的生活。

在某些圈子內,把那些已經活在貧乏和災難之中的人妖魔化,已成為風尚。假如難民為了解決自己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租金、基本衣服和日用品而跑去工作,他們就成了罪犯。假如他們按照法律的規定不工作,他們就成了寄生蟲。

Robert Tibbo:我其中一個當事人是記者,曾在索馬利屢次處於死亡邊緣,去年他終於承受不了而選擇回國,目前他正在索馬里逃亡。

香港的尋求庇護者成功率每年大致為0.36%,以整數計四捨五入之後,就是零個百分比。曾經協助斯諾登的三個家庭就目前正尋求庇護,過去三年,他們多次想過放棄。他們瀕臨崩潰,以至說:「我們寧願回到自己國家去承擔可怕的結果。」

fp4a1857resized(Robert Tibbo多年來幫助難民 攝影︰劉玉梅)

題二. 香港的官員有沒有就斯諾登查問或拷問那三個家庭?

Robert Tibbo:絕對有。Vanessa Rodel是一個菲律賓女人,她曾去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s Hong Kong:政府合約者)的職員,立即被問及當斯諾登留在她家時的細節及詳情。Rodel說:「我不會告訴你任何事情,你要跟我律師談。」於是那職員立即說:「我們不會幫你付電費。」她回答說:「不,你得付,你得付我的生活基本需要。」一個星期之內,對方就說:「我們要斷絕你所有的援助。」

食物沒有了,租金沒有了,電力供應沒有了。

ISSHK同時亦向Supun及Nadeeka問及有關斯諾登的事情,而且手上拿着一個傳媒關於斯諾登和那些家庭報道的特殊檔案。他們拒絕回答有關問題,ISSHK便拒絕為他們的基本需要買單。

至於第三個家庭,Ajith遺失了他的食物扣值卡,但ISSHK拒絕更新,而且跟他說以後都不會再有新卡。他們斷絕食物援助,並指只能暫時提供辦公室內的緊急食物儲備,罐頭及乾製食品,亦拒絕為他的基本需要付上十足金額。即使Ajith分別作出口頭及書面請求,也沒有用。

題三. 在加拿大或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怎樣幫助香港這些難民?

斯諾登:我不相信英雄。鍍金的神秘英雄形象是妄想,因為每一個人的人性都錯綜複雜。我國的開國元勛曾經為確立人權而革命,但同一時間他們卻以其他人為奴隸。

我們並不完美。可是,一次英雄行為,與我們只有一個決定的距離。那些決定的時刻是真實的,並經常就在我們身邊出現。重點是,如果我們坐着等一個英雄現身,那其實是捉錯用神。因為你所等待的英雄,就是你自己。

這正是我在香港學到的事,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從不這樣說:「抱歉,我得養妻活兒。」然後拒絕開門給我。事實上,他們把門關上,也沒有人會怪責他們,但他們懂得什麼事更為重要。他們經過最壞的時代,他們見過等待其他人解決問題會發生什麼事。當有人麻煩纏身,有人敲門,他們便回應,就是這樣一個回應,有可能拯救一個人的性命。

現在他們正在敲大家的門。那麼,請你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我們不要等待政客做正確的事,我們要「迫使」他們做正確的事。

Robert Tibbo:關於那三個家庭,我希望他們能盡快離開香港,最好馬上離開。我希望他們到另一國家定居。

問題是其他國家只會接受已確認的難民,而香港只有0.36%的確認率,這三個家庭幾乎必然會被拒絕。你可以有百分之五十的確認率,可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確認率,但一定比香港的要高出很多很多。
作為有經驗的律師,我們都知道,近乎零的確認率,可稱之為與生俱來的不可能(inherent improbability)。意思是,這套機制本身是不公平的和有缺陷的。這是一套已損毀的機制。

這三個家庭在香港這個確認率為零的地方,極大可能通過了不了審核,那麼他們就會移交到他們原來的國家,在那裏遭受迫害、折磨以至被殺。我有好幾個當事人,我絕對肯,他們回國之後一定會被殺死。

有興趣捐款幫助上文提到的三個家庭,可到以下網址: [a GoFundM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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