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導演・專訪】張大磊專訪:靜觀一個時代過去

撰文: 蔡育衡、蔡倩怡     攝影: 周耀恩 劇照由安樂電影公司提供

03 Jul 2017

去年,畢贛的《路邊野餐》上映,其獨特的電影風格旋即成為中國電影的新代表。今年夏天將至,我們迎來張大磊的《八月》。張大磊不過三十五歲,首作《八月》已獲第53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電影以黑白影像述說一個時代,沒有喧鬧的鳴放,沒有著跡的渲染。只是靜靜地,如風吹過安穩的湖面,不挑起任何波紋。

於是,電影以一位十二歲的孩子--曉雷來靜觀一切,時代就像他眼中的走過的老人,緩緩地,告訴了他一些似懂非懂的事情。主角張大磊形容曉雷:「他被動的,只是在等待,或者靜觀一個時代過去,該來的來了,該走的又走了。」大概我們同樣地,隨著《八月》遠目一個時代的別離。

cheung-2導演張大磊首作《八月》已獲第53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

細節織成的詩意

張大磊很寡言,與其作品同樣瀰漫一片沉穩的氣氛。一身黑衣的他,如從電影裡走出來,連帶記憶與夢的純粹底色。

《八月》的確有夢。曉雷數次作夢,與記憶混離在一起,讓電影顯得平實且魔幻。這樣的風格不禁讓人聯想到塔可夫斯基的《伊凡的童年》,同樣的孩子視角,也夾雜孩子的夢,在現實與虛幻之間拉扯相纏。曾在俄羅斯修讀電影的張大磊,也述及自身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像風格影響。不過,他坦言更受侯孝賢與小津安二郎的東方式美學感染。「他們的影像是『唯物』的,由生活常態中的各種細節組成,當中的『物』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好像《八月》裡眾人圍觀蕓花、古老的大樹、倒掛著的衣服,細碎的常態與靜物,讓人能感受時間的流動。他補充:「時間與生活就是常態的存在,亦是電影中的詩意,以傳達情感和情緒。詩就是其中濃縮與精煉的東西。」他單純地拍下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希望電影留白,感性的成份多一些,至於理智地去判斷和挖掘,是觀眾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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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訪問中,他常被問及其作品與台灣新電影的題材十分貼近,作為新導演,那如何看待創作的原創性?「沒有電影是原創的,你只能選擇適合自己的。《八月》也不是完全是台灣新電影的複製,例如對夢的描述,那兩次的宰羊的夢帶點魔幻的氣氛。自我的尋索作為台灣新電影的一個母題,有很強烈的敘事性,例如《童年往事》,我嘗試把他淡化掉了,只剩下情緒,讓電影的時間感會更長,這是《八月》裡的原創性。」他笑著回應。

所以他的故事是零碎的,遠遠看過去能夠看到大概的時序,當你接近後就看不清了。這樣的回憶有時像夢,或許充滿繁多的細節,但你永遠也記不起夢的起點。對當年仍是小孩的張大磊來說,人與人的交流就是夢的細節,大環境的變化都僅僅是背景而已。

stills-06《八月》劇照。

同代人的孤寂

作為同樣嶄露頭角的新導演,訪問間不期然談起畢贛的《路邊野餐》。張大磊認為這個年代的導演,作品在電影美學上的展現取態各異,但他們成長的環境仍藏著不可抗逆的共同特質--「孤獨的質感」。無論是《路邊野餐》或《八月》,兩者都嘗試直面與放大內心的感受,然後發現其中的寂寥。他頓了頓,卻又道:「不過,這幾乎是每個年代的導演都有如此的經歷,就算是看侯孝賢的電影時,也同樣看到一個孤獨的內心世界。」

如果說畢贛的起點是詩,張大磊的起點則是音樂。他說,像詩人電影的《路邊野餐》,「喜歡創造生活之外的意象來理解對生活中詩意部分,也許因為畢贛自己就是詩人。」而《八月》傾向音樂的質感:「音樂中也有詩意,以借作這些外部形態。」

張大磊形容,《路邊野餐》以主角陳升主動地求索作為中軸,「圍繞這個東西展開,但讓情緒漫延」。而《八月》,他眼中的主角曉雷則是被動的。曉雷看著一群人從時代中退場,被外來的東西取代,然後慢慢消失。這種感覺也影響了電影裡對待回憶的心態,「畢贛很清楚地把感受說給觀眾,但是自己可能不願看清得太楚,不願對甚麼東西下定義,或者解釋太多,因為不可能準確。所以我觀察到多少就展示多少,不做過度的解釋。」《八月》的敘事也是如此,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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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象徵

《八月》的敘事也不固定於曉蕾的孩童視角,有時會轉移至其他角色身上。問他曉蕾就是他自身的投射嗎?他直言:「在《八月》中我是小孩,也同時是父親。」

華語電影中,「父親」是充滿象徵意味的角色。張大磊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作例,裡面的父親是一個強烈的存在,「《牯嶺街》的父親會教兒子做人,或者對兩者的互動反應也很大。但我不希望給父親一個太強烈的形象。」因此,他嘗試在《八月》裡打磨父親的銳角,觀眾大部分時候都需要隔著一點距離來觀看曉雷的父親。導演坦言,他對父親的情感很克制--父親的存在和其他人同樣平等,角色與位置也差距不遠,大概跟演員都是素人背景有關。

電影中的父親並不是依據導演父親的形象來塑造。在電影中,父親與曉雷有很多交流,而他的父親卻是沉默寡言,不大會向兒子表露情感。所以導演把屬於自己父親的性格特質打磨掉,將真實的一面隱沒在整個集體時代的背後。當中的情感和交流,折射出父親也不過是群像裡的一員,「他的存在也是和其他人同時存在,我還是保持了一個距離來看他們,而不是看父親一個人。」只有在曉雷看著他對空氣打拳的一幕,像面對著一些不能言說轉變時候,鏡頭才有一點點地側重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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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減省了那個時代的重量,將一切情緒都隱埋在影像的暗影。其中電影中出現崔健的音樂,不禁讓人產生政治的聯想,但張大磊只道:「崔健也說,他的音樂有政治責任,但沒有政治目的,所以他的音樂可以有政治的解讀,但例如《一塊紅布》,他只是想起愛情,只是他理解愛情的關係剛好與政治社會裡有些東西是共通的。」這亦如同他為電影褪去強烈的政治宣言:「電影出現,也作為社會、文化符號地出現,它指代了一些東西。可能我對它的使用和接受是純粹出於音樂性的理解,社會性的一面可能沒有放大來說。倒是希望觀眾能聯想到那個時代的父親,或者父親是一個喜歡崔健的人,他又會是一個甚麼的人。」

看著《八月》,有時會想起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也會想到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個時代被純粹地拍攝下來,在淡然的日常中緩緩流動,彷彿是夢,一閃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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