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文學.台灣篇】同志文學,作為同志運動的方法

撰文: 蔡倩怡     攝影: 劉玉梅、李浩賢、法新社

26 May 2017

台灣憲法判決後,台灣或成為亞洲首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在漫長的同志平權路上,同志文學亦是重要的養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行政院前的大道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彩虹旗亮麗飄揚,織出一道虛幻之光。這樣的場景卻是確切地在現實發生,即使它比文學虛幻。當文學書寫獨有的羣體與身份,不禁常被詰問:現實真的如此嗎?書寫的人站在什麼位置? 同志文學面對這些質疑,它以斑駁而隱密的聲音來展示,文學書寫自有的公共性。今年年初台灣出版的《同志文學史》,作者紀大偉以文學探索同志的邊緣歷史,也記述了文學如何開闢現實的迂迴小徑。同志文學能否成為轉化現實的可能?同志文學,不止於同志身份,更是個人與公共交錯的幽微顯影。

被遺忘的異色歷史

台灣學者、作家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其中一個封面,用上高更的畫作《Le repas dit aussi Les bananes》(1891),卻加上一道粉紅的線,遮蔽眾人之目。雖無意多作詮釋,但看着這個書封,不禁勾起欲望連連──粉紅的線是禁絕還是連結?就像同一文本,細心閱讀分析,能另闢閱讀路徑,挖掘出如同志情色的別樣底蘊。這些線索,漸漸被時代拋掉遺忘。《同志文學史》重新從塵土裏翻開歷史,展示種種同志文學的異色想像。

文學的危機

《同志文學史》的副題是「台灣的發明」(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顯然是為台灣同志文學撿拾歷史碎片。書中主要由年代劃分章節,勾勒出各時期同志書寫的系譜。紀大偉作為大學教授、作家與同志,多重身份拼湊了此書的宏觀視野與微觀細讀。書寫的原初驅力,是他目睹台灣文學的現況,所感到的危機。「我從大學時代開始關注台灣的同志文學。九十年代常被指同志文學的黃金年代。像邱妙津,她比我大三歲,而她選擇了文學而不是其他媒介,其中一個原因是其時科技不發達。大家沒有錢去選擇其他創作媒介,像拍電影,便自然投身文學。」

九十年代的台灣,仍有「亞洲四小龍」 發展的餘威,經濟富裕,社會卻未從戒嚴氣氛中完全解放。他解釋,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年輕人仍願意創作,仍有求學的熱情,文學在他們眼中仍是重要的事。在禁閉與相對不流通的時代,同志文學也成了同志羣體的護蔭與出口,以安放身份與欲望之所。「現在不像以前倚賴文學,如今年輕人有點忘掉了。所以我更覺得要把這本書寫出來,不然的話,被忘掉的只會更多。」他如是說。

追尋與紀念

紀大偉花了四年時間撰寫,對他而言,這是追尋與求索的過程。「書名的”History”,其實也是”memory”,或根本是”In memory of”, 帶有紀念的意思。現在回頭去看同志的歷史的話,很難去找,很多歷史檔案也沒有保留下來,只能通過文學作品去看到。」他不無感嘆地說,如果我們日後追溯當下的歷史,文字作為記載的角色逐漸失去,只餘下圖像化的網絡平台。「文學漸漸變成了古老的技術,這正是文學面對的最大危機。」

當文學的堅實力量也在逐點崩塌,本已邊緣的同志文學可立身何處?《同志文學史》的出版,正是重新築起歷史,也端視這段歷史。「我唸大學的時代,除了很多同志文學的作品出現。同一時間,大家對同志身份的態度也從”forgetting”轉向”remembering”。九十年代以前大家覺得同性戀是很可怕的事,刻意遺忘一切。」《同志文學史》嘗試從文學探尋 「同志」在台灣遺缺多年的歷史身影,從另一角度來建立台灣在地的「同志」身份。

官方歷史以外

如今文學不再是同志羣體的必然出口,我們更應該問,同志文學原來附帶的獨特性是什麼?紀大偉作為書寫者,不論是創作或論述,將「同志」顯影,並覓尋當下意義,是他從九十年代走過來的視點與痕迹。

《同志文學史》討論了一些我們熟悉的同志文學作品,像《孽子》的開創性;彷彿是台灣同志文學的原點:「大家認為要把忘記的東西記起來。早於九十年代已有不少人在做這樣的嘗試,但不限於學者;很多台灣民眾重新搜集關於同志的歷史。那要從哪兒開始搜集呢? 一個很好的起點是文學,好像白先勇的歷史對民眾影響太大。你會發現,當大家討論台灣的同志文學時,會很自然地從白先勇的《孽子》 談起,這是台灣獨有的現象。」

除卻所謂經典的同志文學作品,《同志文學史》同時記錄了一些報紙資料與各種八卦軼聞。「台灣有兩種形容──『雞鳥同籠』與『魚目混珠』,我正是要故意這樣做的。」他說, 書名的所謂「歷史」,有別於官方歷史的標準 與四平八穩,它被刻意滲入了許多「雜質」,更刻意強調文學歷史的多元想像,將「同志」從廟宇裏的討論,拉回民間。「要談同志文學史,實際上,也是同志的社會史。一般的文學史可以只包括一些文學作品或很精英的作品,但同志文學史不能,因為它本來參與的人很多 都不是精英,包括流氓、不良少年與性工作者等。官方歷史都將他們排斥在外,但同志歷史不能把他們排斥。」他形容,他將「好的」跟 「壞的」文學,還有各種奇怪的、亦真亦假的作品混雜在一起,「這樣能貼近同志的真實世界」,他把有關同志日常的,或黑暗的,都通通寫進這部歷史裏,才能成為一般老百姓的公共歷史。

看得見的力量

一直以來,有關同志歷史的書寫,散落在不同著作。《同志文學史》可謂是一本遲來的整理。不禁問紀大偉,為何現在才寫? 「要夠老才會願意去寫舊的東西」,他說。他過去的同志寫作都是創作為主,早於1995年 已出版首本小說《感官世界》,一年後出版的 《膜》更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喜歡卡爾維諾的他,鑽探變幻的情感與形式,那歷史梳理與創作之間,是否存在公共與個人之距?

「因為我有創作的經驗,我發覺書寫《同志文學史》時,也有跟創作時相近的刺激 (excitement),到最後我感覺自己在寫長篇小說,因為我很有意識地正在跟我的讀者談話, 可是很多學者的書並非這樣。我好像在寫一本歷史小說,也好像在同時交往兩位男子。不過這是錯誤的。」他笑說,所謂的錯誤並非指不忠誠,而是書寫時產生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到頭來,他卻明白,不能將這本書與小說創作混合,寫小說時,還是需要將這本書放下。

紀大偉在美國十一年後回台,眼見台灣的同志運動,感到很驚訝,「比從前變得更 visible」。雖然他坦言「有些異性戀的朋友不理解書寫同志文學史的重要性」,但他肯定台灣同志的民間力量,甚或比美國更大:「例如同志大遊行的規模更大,也重新以友善的態度觀看同志文化。」文學的顯見也是身份政治的顯見,兩者無法剝離。不管台灣的同志運動能邁進多少,《同志文學史》仍是在文化上建立了重要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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