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與他初老的小說家人生

撰文: 匡翹     攝影: 周耀恩

23 May 2017

駱以軍現身時,有一種迷濛藏在他神情深處,但他對應卻是冷靜準確,加上眉間那道深刻皺紋,倒讓人一時間不了解這個人的狀態。他是清醒還是迷茫?他是文人還是流氓?他是嚴肅還是輕浮?「我是牡羊座的,我覺得,我寫作的狀態就如一名運動員。」這位略胖的作家這樣說。

不能承受的輕

不,精準地說,就如駱以軍呈現的種種矛盾,他不是簡單的胖,倒是像在近來突然大幅改變過體重似的,如一個突然發胖的瘦子,或相反。就如訪問前詢問過不同年齡層的人,關於他們對駱以軍的印象,很大部分的人會覺得,他是一個逗趣的人。他們都是從臉書認識駱以軍的一代。

「在臉書的是故意耍寶的,」駱以軍說,「有時我會想,到底在這世代,是誰在參與文學呢?小說所涉及的辯證過程,在全球化的時代時,已經出現了偏差,到底小說家還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其實有想像過,當讀者在臉書看過我的插科打諢後,會抱着某種補償的心態,去買我的小說啊。」他笑道,卻明言那成效不彰,人們要求的,仍然是輕省的娛樂文字,那些駱以軍以打字方式輸入的文字。「那是全球都面臨的問題,現在是書籍出版的冷河期。幾乎所有年輕人的閱讀,他們眼睛的使用,都是在手機、網絡上閱讀的。他們閱讀的分量,可能比我們年輕時還大。」

在書的門前

換個角度說,作為讀者,以這種輕省的方式進入小說,長遠來說真的好嗎?輕省的叙述中有着小說家近乎巫術般的說故事能力,但那卻不是小說的全部。「臉書上的是一些碎裂的情感,那是孤獨的回應,那也讓我滿足了被人看到的欲望,」但同樣地,那不是小說的全部。

駱以軍不是這樣進入小說的。駱以軍身上有種江湖氣,其來自有。他曾經是小流氓,終日流連街頭,然後突然一天,他讀到小說時,整個人卻炸開了。「年輕時,那時就困在陽明山上嘛,也沒有網絡,所以我讀非常非常多的書。我是牡羊座,其實是當自己是一名運動員般在讀。那時台灣流行古典結他,我是這樣練習的,我還是流氓時,一羣流氓在滑冰,也曾遇過一個教練──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騙我錢啦──邀請我加入他的冰團。本來我們就只是耍帥亂滑啊,但加入後就知道,與古典結他是一樣道理,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然後是轉折,從一個流氓,到讀者的轉折。「我也不是真的流氓,只是小流氓而已,也沒有做什麼事情。我是聽不懂課堂上的內容,現在回想,也許是有點過動吧。」考試也是考到全校最後一名,到了高二高三左右,他卻開始收了,漸漸疏遠那些在混的朋友,「不過你要在校園環境中轉變都是困難的。那時好學生都穿質料較差的制服,反而是我們這些壞蛋,會去訂造出不合規定的過白的制服。然後那就是奇怪的辨識,大家都知道我是混的,但我很想改變,因為覺得對不起爸媽。後來我沒有考上,就重考。那時台灣還未有誠品那些大書店,我在一所二樓書店裏,讀到余光中翻譯的《梵高傳》──後來我才知道,我是給他欺騙了啦。」他笑道。

車輪下

在短短的時間裏,駱以軍說自己被欺騙了兩次。他是傾向這樣了解世界的,又或者說,小說本身,就是欺騙的一種技藝。

「我讀到那本書時,天地都在旋轉了。天啊,這個人二十七歲才開始畫畫,把自己收起來不斷畫畫畫,有些長輩都認為他在畫畫上沒有天賦。我發現,我與他一樣都是牡羊座啊,我覺得他的天賦,其實是動物性的。」梵高畫到三十七歲就自殺死掉,對駱以軍來說,那是超出他想像力以外的事。當然,那也是超出一般台灣高考生想像力的事,高考生應該努力升學,像他這樣的邊緣學生,也只該是浮游在迷惘之中,但這世上,卻有像梵高這樣的人。「當時我好像就是整個人的細胞一直在炸,後來我讀到另一本書,是張愛玲的《半生緣》。當時我是在想,嘩,這到底是什麼啊,整個人也是天旋地轉。然後,因為我也不會畫畫,我便想,老子要當一名小說家,三十七歲之後就自殺。」他笑道。「結果我考上了台灣最爛的一所大學。」他考進的是中國文化大學森林學系,後來轉到中國文學系。

結果,今年的3月29日,駱以軍度過了他五十歲的生日。文學能否拯救一個人呢?那是很難說的,但無論如何,它也有它的拯救作用吧?在最爛的大學,在身邊都不讀書的朋友旁,他一邊與他們廝混時間,一邊自己在讀小說。他還抄寫,將小說作品完整地用筆抄寫。「其實那是因為我真的有閱讀障礙。可能是因為整個青春期沒有閱讀,而我又有點過動的關係。那時我們都在陽明山上,住在阿婆改建出來的小屋。學生嘛,都是在打麻將,與女孩子同居,聽到的都是淫蕩的聲音嘛。我發現自己讀不懂卡夫卡啊、佛洛依德的文章,然後我就抄書,這樣我就讀進去了。」至今,他的小說作品仍是以筆書寫的。他要成為一名小說家,而當時張大春、楊澤等人,就在該系任教。他開始接上了台灣那個至今還算存在的文壇。

換取的孩子

在古老的建築物間穿插,駱以軍繼續說着他似乎可以無限伸延的故事。只聽他的故事與說話方式,會覺得他還年輕,然而他其實已五十歲了。文壇的世代轉換,因為世界對小說需求的轉變,出現了微妙的偏差,而駱以軍那不避腥葷的說故事方式,也讓他不像一般人想像中的文學家般有着極高陳義。如果套用他自己的說法,他說的故事,至今仍帶着動物性,這點倒是可以在他臉書與小說作品中都找到共通性的。

「我倒是覺得,對一個小說家來說,我是已過高峰期了。」把自己當成運動員般操作的這名小說家說,「小說家的高峰期,應該是四十多歲吧?那時的我,是可以坐在桌前,點一根煙,就可以不斷不斷寫的,那是極暢快的狀態。不過,那時的我有小孩,有一部分的精力都要放在照顧孩子了。」

於是,駱以軍仍在尋找這初老階段的小說寫法,「現在我知道,自己的能量已不及四十多歲了。」他卻沒有半點後悔的表示,在他的臉書上,人們仍可以讀到他說到孩子的文章,「我發現一寫到兒子,大家就十分雀躍啊。」

終於,他也成了一名小說家,但在那讓人喘不過氣的小說文字之外,他也在這世界建立了自己的聯絡,在小說家以外,找到自己的身份,讓自己繼續生活下去。現在這名小說家,有兩種書寫方式,而時代會告訴我們,這是否小說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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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駱以軍,台灣作家,生於1967年,以小說為志業,著有《月球姓氏》、《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西夏旅館》等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紅樓夢獎等獎項,為台灣近年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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