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教育不問政治立場 陳育強廿年教育觀察

撰文: 匡翹

29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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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從藝術教育這角度去看回歸二十年,香港的代表人物會是誰?循這個思路,陳育強教授是不可無視的人選之一。在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超過二十年,他經歷了好幾代香港藝術家的養成,也正好趕上藝術開始回應政治的時代。「也許是學校風格的問題?」他說,「就算在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時,在學校內,有直接反應的作品也不多,這點我是很驚訝的。明明大家還在校園,應該是在最理想主義的時期啊!」

不,陳育強不是覺得,藝術一定要談到政治。作為老師,他反而一直很有意識地避免過於直接的引導。「我希望學生們會自己思考,他們想要通過作品表達什麼。」即使在某些特別時刻,例如是雨傘運動時,他也曾將課室搬到佔領現場,「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政治取態,不過我不能將這取態直接貫輸到學生身上。我的學生有來自不同背景的。當然有黃絲,但也有人是全家也做紀律部隊的,很明顯他們的想法會有不同。」

陳育強不是不理解同學可以有不同立場,作為一個專業的教育者,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不理解的是,如果同學們有自己的立場,為什麼他們鮮少交出有政治意含的作品?

「但你在七一遊行等政治場合,你又會見到許多同學的。」他說,「也許,我們沒有這種政治藝術創作的傳統。」

 

從89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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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育強於1989年開始於中大任教。那年春夏發生的事,讓香港人對「回歸」中國抱有極大的疑問,當年也是香港藝術家首次嘗試用藝術回應政治。「不過直到了今日,有誰的作品會經常回應政治?數來數去也只是那幾個而已。這些年來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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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就是教育者的矛盾,尤其對藝術教育者而言,「我有這個敏感度,就是我應否直接影響學生呢?」一方面,你會有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你又不能直接將想法放諸學生身上,而老師可以做的,只是教授思考的方法。

「這也是藝術教育的主要功能。」陳育強認為,這也是藝術可以教育到大眾,而不只是藝術家的方法。「近年的藝術創作,多了在藝術的內圍,用概念去推動的作品。」對於陳育強來說,這種作品,其實應該更貼近社會的。他提出了現成物的概念,即一些大眾日常生活會常會見到的物件,「現成物會提供形體的安全感,觀眾應該會感覺接近一點。不過,觀眾對藝術仍有許多成見,藝術家的創作與觀眾的接收程度,仍有一定距離。」

打破藝術距離

這種距離可以如何打破呢?陳育強教授的其中一科是公共藝術,「而我告訴學生,所謂公共藝術,首先你就要關心其他人。」這令學生不能只關心自己,嘗試與其他人建立聯繫。「藝術家其實都是公民,藝術家不應把自己放得太高,這樣才會減少作品與大眾之間的距離。」

這必然是歷史的過程。藝術在這角度上,會慢慢與大眾建立關係,而從另一角度,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藝術家,藝術教育也可以讓受教育者掌握另一套思考方法。

「過去香港的藝術教育,往往比較重視訓練媒介運用的能力,這其實是比較功利性的。但現在的藝術教育,就集中在思維方式上的訓練。如果配合了工藝,就可以創作出藝術作品。但就算沒有工藝,這套思維方式也可以進入社會日常,讓你可以用更玩味的、創新的方式去理解事物。」

廿多年的教學生涯過去了,陳育強認為,教師不應該對學生的作品太早下判斷。「到了社會你就會知道,這世界是否需要這些作品。現在藝術教育的一大問題,是考試局代表了社會去判斷什麼作品是必要的。」近年開始關注DSE的視藝課程,陳育強就認為,考試制度需要學生投放太多時間,而這學科似乎對升學又沒有太大幫助,於是學校就不鼓勵學生修讀。長遠來說,這是香港藝術教育面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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