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噤若寒蟬 達明一派

撰文: 匡翹     攝影: 梁俊棋、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4 Feb 2017

達明一派三十一周年的演唱會,海報因有人恐懼而下架,有些我們習慣不宣之於口的現實,又無可避免地浮現我們眼前。他們是達明一派,但他們,以及涉事人士所面對的恐懼,又是否我們可以視而不見的呢?達明一派縱然已經不再是活躍創作的樂隊,但他們活躍期的創作,加上成員個別的行動,使他們成為了某種圖騰式的存在──反映時代的、敢於發聲的,同時也帶有派對式玩味的樂隊。他們反映到香港的時代面貌,同時也承受與香港類似的命運。也許我們對達明一派的玩味習以為常,然而現實卻告訴我們,也許恐懼已經蓋過了我們開玩笑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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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風波

坐在人山人海辦公室時,黃耀明與劉以達已在電台接受了整天的訪問。「好像是輪街症似的。」先坐下的劉以達笑道。旁邊有人開了一個夢遺大師的玩笑,達哥笑了一笑,啖了一口溫的可樂,「溫的比較健康,但其實這到底也是壞身體的啦。」

然後明哥提着一杯茶坐下,還多拿了一隻小杯放茶包,免得泡太久。二人倒是精神奕奕,他們成立三十一周年的音樂會,海報那時剛正式確定,正準備公布。「海報設計過程有許多意見,也有一些爭議,」明哥說,「但我相信,在爭議之中,可以得到更有趣的結果。」

當時他們說到的海報,就是那張因為有人恐懼而需要下架的海報,概念是向Beatles《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唱片封套致敬,在海報裏面出現的人,是這三十一年來,影響香港和達明一派的重要人物。海報原來的版本,這些人物都以真面目示人,但經歷了一些爭議及意見,最終那些人物的面部,都給達明一派兩位成員的面部遮掩住了。

然而這種折衷的方法,最終也因為有人恐懼而需要下架。這種只求自保式的恐懼有用嗎?在人民需要恐懼的社會,這似乎無甚用處。從某個角度來看,大家都是達明一派──無論如何撇脫,我們都在香港生活,無可避免地,我們分享同樣的恐懼,可以選擇的,是我們回應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我因為佔領事件,失去了許多工作機會。」明哥說。「我是支持他的。」劉以達這樣回應。「我想,他也許不會像我一樣,有時會走到很前線,但他會有自己表達的方式吧。這點我想我們彼此是一致的。」明哥說。

三十一年,直言重組是為了朋友多於音樂,達明一派現在要面對的,卻是與當年極不相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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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演唱會海報,最終因為相中有人恐懼與達明一派一起出現在同一照片而被迫下架。

六四焦躁

於八十年代的樂隊熱時代出道,達明一派自言自己是幸運的。「我們一出道就得到某程度上的商業成功,而這種成功,是唱片公司不熟悉的。所以他們放手讓我們自己來。」明哥這樣說出達明一派之可以保持自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自由的處境下,他們不斷求變,「開始時那五年,我們可以九個月出一張唱片,而每一張我們都是滿意。」

那五年是怎樣的五年?達明一派於1986年正式出道。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爐,香港進入對回歸的焦躁之中;1989年,春夏之交,那對中國的恐懼具體呈現。而達明一派的活躍期,其實就是這五年,「剛出道時我們不甘心於與主流一樣。當然我們也有如《惑星》之類比較流行的歌曲,但到了《圍牆》、《一夜情》、《迷惘夜車》那批歌時,我們就知道了大概方向,是關於當時的青少年。而到了1987年轉變就最大,我們覺得那就是中英草簽對香港的影響。更不要說到了1990年了。我們其實一直嘗試用音樂回應時代。」明哥說。

在1990年的年初,達明一派錄有《十個救火的少年》、《天問》、《皇后大盜》等歌曲的大碟《神經》推出,「例如說是《天問》,六四當晚,我在電視看着直播,第二天起來,就作了這首歌。」劉以達說。

「當然,這張大碟是稍為經過沉澱的。推出時,離六四事件已經半年以上了,我們希望可以大碟反映當年香港的氣氛──悲觀、綁緊的,像是第一首歌《你情我願》,就是在說為了外國護照而結婚。而當你細心聽,你會發現在《你情我願》前,有很短的一cut,是《今天應該很高興》的音樂,我們經過重新混新放了進去。那音樂有像煙花的聲音,但你仔細聽,又會好像聽到槍聲。那到底是煙花,還是打槍呢?那是說不清楚的。」

然後呢?在1990年10月,香港人前景未明,人心惶惶,達明一派舉行音樂會後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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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記》發行的1987年,達明一派認為是他們創作路上確定方向的年份。

分開與結合

明哥在化妝時,已化好妝的劉以達,在門外抽煙。走到門外,趁機追問他剛才未答完的問題。剛才問到二人,這三十一年來,覺得自己最沒有能量的階段是何時,劉以達說是走了去拍電影的時間,還未說到原因,黃耀明便善意地打斷劉以達的話頭,「那一定是因為你專注電影,就沒能量放在音樂上了。」達哥倒是燦爛地微笑點頭。

「那其實也有因為那形象的落差吧,」後來,單獨一人的劉以達這樣回答,「幸好在達明一派時,可以與明哥一起,互助扶持,情況才好一點。」

同樣的問題,明哥的答案是什麼呢?他自覺最沒有能量的階段,是剛剛單飛做第一張個人唱片時,「那時我會懷疑自己,其實是否未夠料,去做個人的唱片呢?」

二人互相扶持當然是好的,但要是如此,1990年時,達明一派又為何要解散?「那是有兩個主要原因,」明哥說,「一是我們當時覺得已經玩無可玩了。我們沒想過,大家可以在五年間玩了這麼多東西,每一張大碟,我們都是滿意的。」

「另一個理由,是我們的音樂取向開始不同。我愈來愈搖擺,明哥愈來愈電子。」達哥這樣說。這也是許多樂隊的命運,意見分歧,各自上路,然後又再在路上再遇。「這次音樂會,是為了老朋友,多於音樂。我們各自出外走了一轉,回過頭來,才了解,有時候一起做音樂,不需要方向完全一致,各有不同想法,只要找到平衡點也是可以的。」明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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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傘運動前,達明一派仍可以在內地登台演出。

對抗反創意

隨着那個風風火火的八十年代終結,達明一派暫且退下場來,各自面對創作及生活的新挑戰。但退場的不只是達明一派,那盛極一時的樂隊熱潮,也一同減退,「你要問我原因,我會說是因為卡啦OK的興起。」明哥說。

因為卡啦OK,不但大量所謂「K歌」的出現,讓一代年輕人吸取的養分變得狹窄,而年輕人也重組樂隊,變成走進卡啦OK內拿起咪就唱,「人們開始不覺得,結他彈得好是有型的。」劉以達說。

「卡拉OK是殺死創意的。」明哥說。但卡拉OK帶來的版權收入,卻讓唱片公司樂此不疲地製作K歌,變相令到曾經有生氣的樂隊圈漸歸沉靜,亦令唱片公司開始相信自己的那一套是對的,相對較易有獨立意志的樂隊,就更難走入主流了。

三十年過去,香港變了樣,而達明一派呢?你不能說他們沒有改變,但他們始終有着他們的堅持,例如說,他們的歌曲《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歷年來以時代名人入詞,四個版本分別於1990、2004、2012、2017年推出,對比1990年版與2017版,可以讀到時代的變化,歌詞亦由呈現一種有利拖延的自傲,轉為更直接的戲謔。時代改變了,樂隊可以回應的方法變得不同,但不變的是他們沒有選擇離開這城巿。

「那是因為我們喜歡香港,」劉以達笑說,那一刻他的喜劇感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實話實說的確鑿感,「這裏是我們的家。」

「因為我們沒得選擇,」這則是明哥的答案,「尤其是做創作的人,我們創作的源動是來自這裏,如果失去這裏,我們就會失去很多啟發。你說這到底是幸運還不幸?這裏亂完一次又一次,中間可能有幾年比較平穩,但轉頭又再來了。對香港巿民來說,可能很辛苦,但對創作人來說,我們會找到很多題材去繼續創作。是的,那到底我們為什麼不走……」

明哥想了一會,才這樣說道,「那是因為,如果我們走了,所做的一切就不成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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