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VS消費】文學人開舖辦流行讀物 是文藝還是俗氣?

撰文: 匡翹     攝影: 李浩賢,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03 Oct 2017

在文青成為了一種潮流,甚至是消費方式後,以文藝去維持生活,彷彿又再次有機會起來。但作家們本身又是如何在這潮流中,平衡文藝與世俗,在社會中找到生存的空間?文青相關空間對寫作者來說,又意味着什麼?那是營生的空間,還是一個與世界接觸的方法?這次,我們訪問了從香港移民到台北的「詩生活」書店店長陸穎魚、貘記店主詩人劉芷韻及《藝文青》總編輯紅眼,談談他們經營的空間,他們自身的寫作,身為一個作家,如何看待作家與文青客人之間的關係。

財經記者變詩人店長    陸穎魚移民台灣開書店

陸穎魚是香港人,她彷彿活出一個近年香港人嚮往的故事,同時,她的故事又不典型。她寫詩,這件事本身就很不「香港」,但她實現了許多人的想像,離開香港,開展新的聽起來浪漫的事業。但作為一個作家,走到異國開店,那會否讓她失去寫詩的節奏?「我現在覺得,當寫不到詩時,我就回到生活去。」她這樣說。

fullsizerender陸穎魚,香港詩人,曾任多年財經記者。現移居台灣,經營小書店詩生活。著有《淡水月亮》、《晚安晚安》、《抓住那個渾蛋》三本詩集,她認為,書店是一個詩人可以與讀者直接對話的空間。

三十歲嫁到台灣去,過了兩、三年接freelance的日子,陸穎魚覺得在台灣與在香港一樣,也是會對未來有着焦躁。「本身我以為來到台灣,世界可以更開闊的,但想像與現實會有落差,來到台灣,沒有正職工作,加上家庭的緣故,我的世界反而只剩下了家。我是否這麼早就要進入半退休的狀態呢?我不希望這樣。」於是,她就開了這以詩為題的小書店。

「一開始我就打算是當一名詩人店長。我是覺得,讀者往往是在陰暗的地方,所以我公開身份,其實可以讓大家在現實世界見上一面,那彼此的感受就更加真實。如果沒有讀者交流,這空間就沒有情感與生命力。書本如果出版了如果沒有流動,其實等同廢物。而我其他東西都不懂,那就開書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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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穎魚從香港到台灣,共出版了三本詩集。

陸穎魚當然繼續寫,但作為一名詩人,寫作是不能一直持續是高峰的,「2008年時我剛剛找到文體,現代詩是我想採用的文體,於是我就爆發性的寫作,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但在那之後,我就出現了瓶頸。那是因為我累積了廿多年的經驗,爆發式的用得七七八八了。然後我唯有不再強求一定要有作品。我要回到生活裏,儲經驗,到時機一到,詩就會成形了。」

所謂的詩,指涉的往往都是孤獨。「孤獨是十分內在的。詩是階段性,孤獨卻是永恆的。我曾以為孤獨與寂寞是差不多的。但原來那是不一樣的,孤獨是生活的必要,它提供一個空間讓你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讓你可能會知道下一步怎樣行。」

img_0351陸穎魚在台灣開的小書店「詩生活」。

詩讓讀者有一刻感受到,世間有人與你有一樣的感受,然後你暫時就不孤獨了,「但當你回到現實世界時,孤獨又會再出現。而在書店這空間,你可以與人相遇。我們可以討論不同的問題,讓我們得以正視自己。讀詩其實是很孤獨,現在有知音,是對的人找到彼此。在這空間,大家會覺得文學好正常。小眾就是小眾,也不在乎外界怎看我們。因為我們互相認同。」

「我現在很滿足,每天都充滿意義,在開店時我感受不到孤獨這回事。」陸穎魚這樣說。這是她開店的意義,讓自己回到生活之中,讓孤獨不再被無視,也讓她在寫詩、讀詩之外的時間,感受更少的孤獨。

詩人劉芷韻經營貘記     給城市人一個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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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芷韻,香港詩人,曾當售貨員、電視台編劇等工作,現在與拍檔阿傑經營貘記,接freelance維生。作品有《與幽靈同處的居所》、《心的全部》等。做手作時,是她的休息時間,在貘記裏,就刻意擔負了店長的角色。

「有時,當有客人翻動這本詩集時,我不會說這是我寫的。」劉芷韻笑說,「但我會推薦,『這是絕版了的啊』,把詩集賣不出去這件事,反而說成優點了。」對某一代文青來說,劉芷韻的詩有特別的位置。2003年出版的《與幽靈同住的居所》,已是她最近來的作品,這本詩集,曾是陪伴不少文青成長的本地詩集。「出版這本詩集時,我大概已經在電視台裏當編劇。在那之前,我經歷了一次寫作的爆發,然後就交出了這本詩集。」

然而讀這本詩集長大的讀者們,大概不能想像,這詩人竟然經營起一個空間來了。若在詩句中呈現的孤獨,曾通過文字撫慰你的內心,你或會以為,那必然只屬於文字的,然而為何竟然這詩人竟可以走到你面前,還經營起一個你真實可以走進去的空間?「我不覺得詩人是一個職業。」她說,「而經營貘記,其實就像經營另一個家。」
貘記,就是劉芷韻與她拍檔阿傑經營的空間,一個出售大量杯具、手作飾物等雜物,同時賣小量書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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貘記出售的貨物,多是劉芷韻喜愛的杯碟收藏。

好了,詩人不是一個職業,貘記大概也不是一門生意,「我其實不太懂經營生意。我沒有那種觀念。一開始時,因為我喜歡的杯碟往往只買一份,自己又喜歡其實不太願意賣,於是幾乎就是沒有貨可以賣啊。」

現在的貘記已是第二代,由富德樓搬至上環的唐樓。劉芷韻也開始有了經營的基本概念,但貘記其實也是不賺錢的事業,但這不礙事,反正她與拍檔──「他叫阿傑」,每次提到拍檔她也要強調他的名字── 一開始經營貘記,就是想經營一個可以分享的空間。「有時我也會反思,經營這空間有必要嗎?外面的世界這樣亂,這裏卻是如此夢幻,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這是讓她感到糾結的位置,直到有一次,一名穿黑衣的顧客,才讓她釋懷。「他是老師,當時他準備晚一點就到政總那邊參加示威。我問他,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呢,他卻說,只要沖一杯咖啡給我就好。」

如此,生命在這種空間中得到喘息的時間。「原來我可以這樣協助到人的,貘記在這個城巿裏,可以提供到這種空間。」劉芷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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貘記最初開在文青雲集的灣仔富德樓,現遷到上環的唐樓。

這刻的劉芷韻,身份多數就是貘記的店長。「不賺錢啊,而且經營這裏,比經營自己的家還要上心,杯具也不能放隔夜。」而她在的時候,她就是店長,「我也有形象要顧啊!不能隨便說粗口。」而她詩人的身份,就放到好後好後。「我覺得在這裏我就是店長,我不覺得這裏是太過物質的,畢竟可能世間不習慣將杯具的收集當是物質的事吧。如果我收集的是手袋,人們可能就覺得,這裏十分物質了。只是當有人在這裏翻閱詩集時,讀得入神,我才會嘗試聊聊詩,問他們是否都寫詩呢?在香港,讀詩的人大概都有大機會是寫的人吧?然後我才會談到詩。也許只是談詩的出版,我是有經驗的人,也許可以分享一點吧。」

被問到會否害怕寫謀生的文字,或是經營小店,會否傷筆?她笑說,「我知道得太遲了,沒救了!又或者,本身也寫得不怎樣,也沒什麼傷不傷的。」

她卻說,寫詩的筆,是很難傷的。「那不同於寫小說、散文,詩你一旦開始寫,那往往是可以一直寫下去的。那不是職業,但卻是一輩子的事。」

「對我來說,寫重複的詩,反而才最傷筆。」她這樣說。

偶像作封面   《藝文青》 總編輯紅眼:文學要有人讀

紅眼是寫小說的人。紅眼卻也寫日劇、潮流二三物。紅眼沒有經營實體空間,卻在經營一本以文青為題的雜誌。那是對文藝的消費嗎?紅眼卻說,他只是嘗試活成他想做的人而已。紅眼展示的是,是香港一種典型的,游走於商業與文化的文人形態。

don170918hongkiu-4紅眼,小說家,媒體人。生於香港,曾旅居台北多年。已出版作品有《紙烏鴉》、《獅人鳳》、《小霸王》和《廢氣團》等。現為文藝雜誌《藝文青》總編輯。

「如果給我選擇,我也會選擇這一刻的狀態。」他說。他是怎樣的狀態呢?他是一名小說作者,他在一網媒裏,每周寫上七、八篇短文章,主題多為潮流日劇,同時他又是一本雙月刊《藝文青》的主編。「現在其實還好,我之前還是另一本雜誌的記者,現在沒做了。我現在有選擇,寫的多數都是自己想寫的。」

《藝文青》是由某補習名師支持的雜誌,也沒有全職的員工,封面永遠是藝人,定位就像日本著名文學雜誌《達文西》的中學版,「也有一點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引讀者翻開雜誌,才有機會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更文藝的內容。」

紅眼認為,巿面有許多文學雜誌,門檻定得過高了。「你預設了讀者們都熟讀張愛玲、魯迅,那其實你的讀者只剩下很少。」他說,大家甚至不能想像,現在的九十後、零零後,是會驚訝你讀遍金庸作品的。「他們就是拒絕閱讀到這程度。」他說。

3《藝文青》以藝人掛帥,紅眼笑言是「掛羊頭賣狗肉」。

兩代人走進文學的路徑,差別就是可以這樣大。紅眼是通過參與文學獎與在文學雜誌投稿,而進入文學的。「我是讀理科出身的,那時候我是想,要得到某些文學獎,才能進入那個文藝的圈子吧?然後我又會投稿,但那時好像《小說風》的雜誌,一期可能只賣幾十本,換言之,好可能連投稿的作者本身,也沒有購買。那小說、文學雜誌出版,本身想要傳播的意圖,其實是達不到的。」

不過紅眼本身也不是所謂「典型」的文學人。「我本身也喜歡潮流事物,也喜歡看日劇,現在我可以寫,其實是高興的。也許這也只是一個香港的寫作者經常面對的事,這地方物質誘惑有很多,不像某些地方,你不會如此直接面對物質誘惑,可以只有文學作為你的興趣。」

於是紅眼開始活出了香港文化人一種典型的狀態,不忌商業,同時寫作不同的文體,那筆下的文章,甚至有香港文人獨有的物欲愉悅,但同時,他又會花時間寫小說,這種看似吃力不討好的文體,「每次要開始寫小說,我也要有幾天時間不寫其他文章,才能進入那狀態。小說我是為自己而寫的,之前我也許也為了文學獎而創作,但如《小霸王》,我就開始不為文學獎而寫作。現在我的小說寫作,就是為了保持我個人那有快有慢的狀態,小說可以讓我慢下來,我喜歡可以採用不同的節奏寫作。我也不能像陳浩基般躲起來幾年寫一本書啊。」

don170918hongkiu-14紅眼的小說作品,游走於純文學與流行文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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