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導演的冒驗精神

13 Sep 2016

過去台灣紀錄片曾出現不少作者導演,利用緊絀的資源與技術塑造影像。如今技術門檻降低,紀錄片漸漸變得普及的時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的處境有否轉好?他們對紀錄片創作的意識又跟前人有何不同?

直面歷史

廖建華生於1990年,第一部紀錄片作品柱。另一方面拍攝這部作品也有當下的政治意《末代叛亂犯》拍攝1991年的「獨台會案」,事發那年他才一歲。「獨台會案」其中一位被捕者廖偉程跟廖建華同是清華大學(清大)學生,「我本來完全不知道這事件,後來讀了史明自傳敘述有關事情我才知道,原來我身處的清大居然也曾出現過特務遞捕學生的事情,這讓我很震撼。」因此,他開始探索「獨台會案」這樁歷史事件的始末,開展了拍攝。

就讀清大化工研究所的廖建華,提起攝影機拍攝,也是對社會議題的興趣萌起。「我從高中起已經對社會議題感興趣,像公視的《我們的島》。後來上了大學去旁聽電影課,更增加了我對電影拍攝的興趣。所以後來畢業後我也沒有依循我的專業去當工程師,反而是繼續拍攝。」以歷史事件拍攝紀錄長片,製作之難在於如何重現歷史場景,讓不同聲音碰撞。他嘗試站在時代足下,回望洪流,爬梳橫枝四倒的歷史枝節。

「我從我的世代去看回九十年代,嘗試探索歷史事件折射的兩個面向:一是學生運動,二是基層女性。」因此,他以事件中被人忽視的女性王秀惠作其中一條重要線索,基層學歷不高,卻是台灣上世紀多場社會運動的重要支義。另一方面拍攝這部作品也有當下的政治意義。拍攝期間太陽花運動發生,也讓廖建華充滿感觸。「過去很多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加入了政府,台灣坊間討論的轉型正義議題,對應白色恐怖時代的威權政府。我希望通過紀錄片的歷史爬梳,能讓大眾看到過去的人,包括現在民進黨的人,怎樣參與社會運動。」


身份的探問

蘇弘恩的處境大概也是這一代紀錄片導演的寫照。大學時代學電影,老師是李香秀,課堂上不管紀錄片與劇情片也需拍攝練習,因此當他拍攝第一部作品《靈山》時也沒有決定以劇情片或是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剛畢業拍攝作品需要單位輔導金,因為競爭很激烈,因此我將劇情片與紀錄片兩類都有投,最後紀錄片勝出了,我就拍攝紀錄片。」

局限的條件為他選擇了類型。他坦言,紀錄片工作者與自由創作錄片的成本卻比他想像中高。「如果要做到技術到位,對影像有所追求的話,那需要經費。而且紀錄片不像劇情片可以短暫時間完成,而是需要長時間觀察,與被拍攝者交流。」更嚴峻的是,他選擇了以菲林拍攝,增加了更多的成本。「平常的數碼影像沒辦法表現山裏的空靈。」因此我們能在電影中看到深遠而靈性的景致,漸漸走進導演外公的生活裏。

蘇弘恩的母親是太魯閣族,因此他有一半的原住民血統,讓他時常探問身份,第一部作品也自然而然地拍攝太魯閣族的外公。過去台灣紀錄片有不少以原住民為題材,公視《紀錄觀點》的王派彰也談到,原住民是台灣漢人
的「原罪」,因此很多導演喜歡拍攝原住民紀錄片,「但形式還是濫情的,讓我們覺得原住民很慘,卻沒有反省過原住民為什麼會成為弱勢。」王派彰曾說。平面而沒血肉的原住民故事不斷搬演,那蘇弘恩作為新導演,會如何切入拍攝?

「拍攝前我也看過很多過去的原住民紀錄片,而它們很多也是充滿控訴的態度。我希望能在別人的路上尋找新的可能性。例如我的身份,我觀察外公生活時也感到震撼。但我同時刻意拉開距離,以旁觀眼光,平等的角色去拍攝,嘗試帶有批判性。我也嘗試不針對明顯的對錯,因為我覺得是非黑白已經很分明,那我去拍攝也沒多大意義。反而是灰色地帶更值得討論,我想表現那種曖昧性。」蘇弘恩說。

熱門文章

延伸閱讀

© 2016 One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6樓       電話:(852)3605-3705       傳真:(852)2898-2590

《明周》圖文均有版權,未經許可,不得轉載至任何印刷品或上載互聯網。如有侵權,本刊將循法律途徑追究。特此聲明。《明周》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