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書】三年政治牢 記者程翔:知識分子總不見容於權貴

撰文: 蔡倩怡     攝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31 Oct 2017

「我們在牢獄絕不苦悶,因為政權可以囚禁我們的肉身,卻無法囚禁我們的靈魂。」因重奪公民廣場入獄的周永康在獄中如是寫道。

監獄,在現實中割開一片極端的境地,禁鎖自由的身體。惟書寫方能跨越肉身的限制。不難發現,古今中外的不少巨著,也是在監獄中寫成的。獄中書寫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類,傳遞一種無法比擬的經驗,也衍生豐厚的思想養分。

程翔作為記者,牢獄的經驗讓他回首一生,也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出獄後寫成《千日無悔》。王丹素來是文人,六四讓他成為階下囚,卻也在限制中理解自由。不同世代的學者馬國明與李薇婷,亦從不同角度分析獄中書寫的歷史與文學位置。

20160515 ¤å­²¤­¤Q¦~ ¤@¤­¤@¤Q¸Ü§Aª¾ µ{µ¾¡]¹Ï¡R³¯¹Å¤å¡^程翔被捕前曾任職《文匯報》及新加坡《海峽時報》,疾筆書寫多年。

「為何我會落得如此境地?」程翔在獄中念茲在茲。在動盪的時代,記者所受的危險,不比政治人物少。一支筆的力量,無遠弗屆。可是,程翔入獄時,是太平盛世,亦成為香港鮮見的「政治犯」。

2005年,他因間諜罪在羅湖邊檢被拘捕,展開長達三年的囚禁日子。身陷囹圄,閱讀與書寫,成為他抵抗意志耗損之途。

書寫叩問生命

「在獄中寫的都不能帶出來。因此我寫的都只能是追溯性。」程翔的聲音從電話的另一邊傳來。身為記者,他在獄中三年,沒有停止寫作,並出版了《千日無悔》一書。

「當一個人與外界隔絕,只能跟自己溝通;很重要的是尋找維持生命力的辦法。」寫作成為無比重要的泉源,「牢獄之災是對生命力很巨大的創傷,需要保持正常的思考能力,文學便成為自我的溝通途徑。」

他說,在獄中開始構思,但日間的勞動讓他難以集中寫作,亦寫得不順。但他所寫的草稿即使不能帶走,仍定了雛形,讓他在出獄後能憑記憶書寫。書中叙述了他四個心理階段:「悲痛欲絕」、「絕處逢生」、「生而有望」及「歸主」。從牢獄以外回看,情緒或許早已沉澱,因此書中的每字每句,也是他幾經醒轉才能刻鑿成痕。

程翔出獄後憑記憶寫下獄中的心路歷程,並由宣道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千日無悔》一書。

「我在獄中所寫的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閱讀筆記,不單止是記下書內容,更是加入自己的思考;二是對一生問題的反思。」獄中的極端環境,為他提供了靜思的時間,叩問生命,也成了他書寫的最大因由。「在獄中會有時間思考,身處的痛苦會逼使你思考人生的問題,例如為什麼會坐牢,是否人生哪個決定是錯的,而書寫便能夠作如此的表達。」

從獄裏到獄外

既是深挖內心,書寫的方式亦因人而異。「我身為記者,文體也自是如實地反映狀況,我認為書寫有着紀錄的價值。而我書寫的初衷也是希望留下完整的紀錄,讓人能在細節中了解中國冤假錯案。我所寫的或許沒有太多文學筆觸,但我仍以文字表達心志。」

在獄中以文明述志,是中國古今以來知識分子難以避過的命運。程翔亦認為,具良知的知識分子善以文字表達思想時局,並作進一步的批判,自然與政權產生矛盾與衝突。「知識分子不期然走上權力的對立面,也注定走上被監禁的命運,付上生命代價。中國歷史上也有文字獄,知識分子總不見容於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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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足下現世,文人因異見入獄仍是常事。最顯然的例子是劉曉波,他草擬《零八憲章》,被中國政府監禁多年,最終死於牢獄。程翔亦提到,劉曉波的詩與回憶錄皆展現了其光輝思想,「展示了知識分子為其堅信付出自由與生命代價,其精神亦感染更多中國人民。」可惜的是,隨着劉曉波的逝世,他在獄中所寫的也可能沉向大海。因此,程翔在出獄後的日子孜孜不倦地書寫,「希望能將在監獄內的思想帶到監獄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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