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不住的影像】伊朗導演麥馬巴夫:我不盲目相信革命

撰文: 蔡倩怡     攝影: 梁俊棋,部份圖片由受訪者、夏日國際電影節、M+提供

25 Sep 2017

討論電影當下的發展,技術普及以致門檻降低是常見的說法。但拍攝電影真的變得容易嗎?沒有說下去的,是電影仍受各種規範,如資金與審查。自由的空氣,讓影像肆意飄盪。但在某些國度,拍攝電影仍像秘密行動,拍攝者只能尋找獨有的生存之道,也反覆嘗試跨越禁令。伊朗的麥馬巴夫曾被囚禁,流亡他鄉才能持續創作;新加坡鮮有的紀錄片導演陳彬彬,從直述歷史轉向更迂迴的叙事;還有我們熟悉的中國,趙亮的攝影機緊緊跟隨上訪的人民。每個閉鎖的國度,也有關於禁絕與對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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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導演麥馬巴夫

麥馬巴夫拍攝電影多年,這次來港,帶來的是一部被指「抹黑革命」而遭禁絕多年的《撒恩達之夜》(1990)(下簡稱《撒》)。作品在二十六年後才重見天日。

驟眼看,《撒》只是一部家庭與愛情的作品(麥馬巴夫後來說到,這幾乎是伊朗首部愛情片。因為從前伊朗是不允許拍攝愛情片)。但作品加上了革命前後的背景,在大學擔任教授的主角,為人憤世,往往高聲疾呼社會問題,也質疑伊朗革命。於是,我們聽不到他的對白,對白被消音。字幕如是道:因為審查的原因而消音(mute)。電影亦有三十七分鐘的部分被剪掉,只餘下如今的六十五分鐘版本,略顯支離破碎。不過,沉默更有力量。「對,沉默更有力量。」麥馬巴夫說。

the-nights-of-zayandeh-rood-by-mohsen-makhmalbaf-05《撒恩達之夜》主角是一對父女,呈現伊朗兩代人對社會的不同看法。

電影改變人心

禁制對他來說不算新鮮。十七歲的他,在仍受帝制統治的伊朗追求公義與民主。伊朗尚未革命,他在廣場上被人民逮捕,並被交予秘密警察,關上五年。「後來四年後,在同一個廣場,人民進行了革命。再過數年,人民又不再關心了。同一個廣場,有不同的時段。」革命時,他在監牢裏,每天從早到晚閱讀。「坐牢的首六個月很痛苦,受盡折磨。好像我的左腳都傷了。」他一邊說着,一邊用手在左腳比劃着。「後來的生活主要都是閱讀。沒有政治類的事,但有文學與數學等。」豐富的閱讀經驗讓他開始寫作。

他在廿二歲離開牢獄,隨之投身政治。他謂,昔日的朋友在伊朗革命後都成了總統、首相。「但我只投身了很短時間便離開了。因為他們只是重複革命前的管治,沒有改變。」隨後他在電台任職了一年,再成為寫作者──寫小說,也為電影寫劇本,自此成為電影導演。「我自小也未曾接觸電影。因為我的家庭的濃厚宗教背景。當我五歲時,祖母對我說:如果我們上電影院,神會將我們打入地獄。」說來可笑,卻折射了伊朗人民對電影的亦趨亦近。麥馬巴夫形容,伊朗人民非常熱愛電影,不管是獨立與藝術片。當他公開招募演員往往引來多達數千人,「對他們來說,電影代表真實,電視代表謊言。電影可以讓他們尋找自我,能觀看自己的臉孔。」

伊朗的電影,總在真實與藝術間擺盪。麥瑪巴夫與基阿魯斯達米或約化巴納希同樣,作品總穿梭在虛實的邊界上,叩問真實的本質。他形容同代的伊朗導演,喜歡在真實生活裏提取拍攝的題材,亦起用平民,「因為無法在電影裏找到生命。我們嘗試將生命帶回到電影裏。電影沒有真實便無法可信,沒有虛構的呈現便沒有藝術性。因此是兩者的結合。」他如是道。

the-nights-of-zayandeh-rood-by-mohsen-makhmalbaf-09麥馬巴夫的《撒恩達之夜》(1990)因質疑伊朗革命而被禁多年,部分內容更被抽掉或消音。

訪問中他多次強調,電影能改變人心。「我在出獄後第一次進電影院,感到非常震撼。那些巨大的影像、音樂,還有顏色……影響我深遠。」他眼裏仍閃着恍惚的靈光,「其後我便驚覺,電影是改變人心的良好工具。」他自言沒有受過正式的拍攝訓練,只能從實踐中學習。身為伊朗導演,還要學習如何穿越禁令。約化巴納希在禁絕下仍能在的士上拍攝;麥馬巴夫拍攝多部敏感的作品後,被禁止拍攝,於是,他逃往阿富汗,又因被追捕而遷往法國與英國。對於流亡在外才能拍攝,麥馬巴夫卻一笑置之:「其實不單止是伊朗,還有中國、俄羅斯與土耳其等,很多地方也同樣面對禁制。不過同時很值得敬愛,因為這是充滿挑戰的工作。我將生命交在我的手中,然後拍攝電影。每一天我也視為生命的最後一天。這的確不容易,很多導演也成為流亡者,或坐牢,或被禁絕。但只要覺得電影能改變人心,便會繼續拍攝。」他再度說。

對革命的質疑

孜孜不倦求索電影改變人心之道,源自對人民的體察。在《撒》裏,主角與妻子在路上遇上交通意外,途人視而不見,最終妻子因失救而死,主角亦從此殘障,變得憤怒。這不就是導演在廣場被人民逮捕的寫照嗎?「是,也不是。是,因為我的確遭受類近的經歷。不是,因為我尊重伊朗人民,但我會批評他們。我拍攝電影不是為求讚賞,而是為了真實。我為了改變伊朗人民才作出批評。」他坦言,伊朗人民只追隨極權者。即使革命發生後,他們忘卻了革命的真義:對公義與自由的追求。「如今極權者重返,為何他們仍保持沉默?我拍攝電影,希望能喚醒他們。」

the-president-08麥馬巴夫面對多年的禁絕與流亡,仍不盲目相信革命。因此在近作《總統大人著草了》(2014)展示革命與獨裁者兩方的暴力。

正是如此坦誠換來對電影的禁令,一禁二十六載。伊朗革命後,政權依舊轉換循環,而人心無變,人民也沒有獲得公義與自由。他仍相信革命嗎?他沉思半晌,說:「我不相信那一場革命。」他直指,他相信「革命」的精神,「但也視乎是怎樣的革命。重要的是人民的想法與抵抗。憤怒無法作出思考,也只會簡化社會的複雜性。」因此,在他的近作《總統大人著草了》,他同時批評革命與政權的暴力,不過亦只能在伊朗境外拍攝。最後問他是如何接觸民主精神,他答,是受哲古華拉影響,「不過,當我在牢獄裏閱讀,卻漸受曼德拉影響,他更有人文精神。哲古華拉只能改變獨裁者(dictator),但無法改變人們的想法,無法改變獨裁(dictatorship)。」

(場地提供•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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