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需要工會?

撰文: 蔡倩怡     攝影: 徐子豪、李浩賢、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4 Oct 2016

全職藝術家,卻並非等同全職創作,位置不同的藝術家處境亦不盡相同。各大藝術院校每年畢業生眾多,不少投身藝術市場熱鍋裏。然而藝術工作大多零散,年輕藝術家別無選擇,只能在藝壇謀求半職,保留創作時間。他們長期缺乏固定的勞資關係,亦欠保障,朝不保夕。年輕藝術家黃嘉瀛(KY)於是在網上發起香港藝術家工會,呼籲藝術家填表參與,工會仍在籌備階段。

有冤無路訴

訪問當天,KY在百呎公園召開工會的首次會議,讓會員或非會員參與討論。會議氣氛熱烈,一眾年輕藝術家圍坐一圈,爭辯工會的意義與目的,甚至如何劃分會員範圍,各人眾說紛紜。問KY成立的原意,她直道:「有冤無路訴」,「其實一直都聽過很多前輩說設立香港藝術家工會,但一直未見有人實行,所以我便來做『醜人』吧。」坐言起行,工會會費十元,會章仍在草擬。

甫成立至今已有二百多位會員,她更親手自製會員卡在現場派發。盡心盡力搞工會,全因雨傘後的覺悟:「我覺得藝術家不能再獨善其身,而是確立一種羣體,與合作的關係。工會希望能讓藝術家之間的資訊流動,例如一些畫廊壓榨藝術家,我們也能互相提醒,發揮團結作用。」

個體戶連結

何兆南亦提到,香港過去工會意識薄弱,更毫無對藝術家工會的想像:「工會未必能實際爭取什麼,但至少對『個體戶』藝術家是一種連結。」梁御東就說:「藝術家的工作性質很多時只能單獨面對資方。而工會的重要性在於能提供參考點。」

藝術家的工作碎片化,只能孤軍作戰。不少年輕藝術家欠缺支援。好像董永康,他自2011年畢業後長期以半職工作,曾任職補習、教畫,現在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任職教學助理。而他其中一份不穩定的半職工作便是佈展。據他所言,個體戶藝術家佈展未必懂得計算合理薪酬,工傷亦無法保障。而更多例子更是畫廊只出製作費(production fee),藝術家費用(artist fee)卻欠奉,藝術家卻未必能議價,為了生計只能委曲接下。這些都是切身且實際的問題,更難言長遠的事業規劃與退休保障。

自己代表自己

除了藝術家之間的連結,工會亦朝向藝術架構,渴望帶入更多聲音。KY希望能讓工會發揮議題製造者的功能。「我們是否能具主導性,將一些問題帶進藝發局,將議論光譜拉闊?好像之前立法會選舉時,女同學社製作了一些問答給候選議員,了解他們對同志議題的取態。我們能否在藝發局選舉仿效,讓候選人了解我們關注的議題。」鄧國騫亦提到,藝術家需加強自覺。「現在香港的藝術圈發展並不成熟,許多話語權也集中在收藏家或畫廊。」因此不同藝術家的聲音更需要被聽見。

KY強調保持藝術家的獨立自主,鼓勵「自己代表自己」。但工會講求集體意志,如何能與個體保持平衡?「工會其實是手段,比較像是一個shelter,能夠讓藝術家在安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爭取權益。因此工會便是以團體責任來發聲了。」

藝術約章

另一點工會主張的是在論述上追求平等。KY不諱言工會要保障的是年輕藝術家──在藝術圈內欠缺話語權的一羣。「過去藝術圈內太講究資歷或年齡。而加入工會的會員都視自身為勞動階級,大家是對等的。而我亦希望能同步深化討論。」因此她提到日後會舉辦更多論壇,亦計劃在12月舉辦讀書會,以及邀請不同工種的工會與各地的藝術家工會共同交流分享。

KY侃侃而談美好願景,但問她執行的細節問題,她就坦言,工會現階段由職工盟協助於勞工署登記,距離正式成立仍有漫漫長路。但她亦說,工會的性質更像「打游擊」,保持更大的能動性。過去如程展緯亦曾提出藝術約章,保障藝術家權益。約章參考明報工會,作為拉近權力位置的工具,制衡畫廊的不公或審查之舉。他認為工會的性質更易於意見整合,怎樣去看待壓制的工作環境,以至如何能取回被磨滅的人性與生命本質。

請病假

香港過去亦曾有藝術家提出設立藝術家工會,黃慧妍是其中一位。她提到自少關注勞工權益,因此多年前在C&G Apartment辦了《請病假》藝術展覽,模擬藝術團結工會,請中醫來義診。意念來自藝術家沒有「請病假」的概念。後來她亦將作品延伸作「虛擬工會」,制訂文件讓策展人及藝術家簽署。工會最後雖未正式成立,黃慧妍身為妻子與母親,亦深切體會「師奶勞動力」缺乏保障,亦難以估算。

世界各地亦有藝術家工會,如台灣的「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由藝術家湯皇珍與高俊弘等人於2011年成立,成功爭取政府立法,確保藝術勞動者的職業保險。英國經過三年時間,今年6月亦設立首個由視覺藝術家、應用藝術家及社會參與性藝術家組成的英國藝術家工會(Artists’ Union England),獲得英國政府頒發的自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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