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二十年 文學在香港4】不變的苦難-黃碧雲

撰文: Janice     攝影: 譚志榮、徐子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8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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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雲在極難過的早上畫下了這幅自畫像。

黃碧雲書寫中的社會歷史與個體生命緊密連繫,作品背景無論是否在香港,始終離不開與香港的關連。小說中的溫柔與暴烈,仿佛要書寫至苦難的盡頭。而這些苦難在歷史格局擺盪,往往連繫到世界上不同時空的對照,關乎一種人類的生存狀況。

小題:二十年離開與回來

她說早些日子,在西班牙,人們以為有恐襲,在街上狂奔,勾起她對一些場面的回憶。她哭了整晚,早上說到一句:二十年了。然後發現有些事情從來沒停止發生過。她對97的印象,首先來自父親:「父親走共產黨的,小時就跟我說,你死啦,共產黨收返香港。 」那時我得幾歲。她小時候從來沒有回過大陸,後來才發現,原來那裏有親戚,原來是有鄉下的。八十年代有機會於紐約中文報社工作,有人勸她留下,幫她申請綠卡。「那幾個月,我租了人家的房子,那洗臉台,到這裏。」她站起來,手橫在心口前。「我坐地鐵,手永遠拉不到車頂的扶手。」於是她就回來了。「其實落決定就是這樣。你留下就意味你要一直承受。」1989年,因工作關係到過六四現場,沒有更多形容,只能說:「當時的感覺是驚異。」

出行是她持續的狀態和書寫的主題。對於不斷出走,她形容是因為:「忍不到就起身走,常常忍不到。」《失城》中的故事,那些回歸前的狀態,她說正是當時周遭耳聞見睹的現象。

不變的苦難

黃碧雲說開始有意識地書寫香港,是《烈女圖》,1997年左右開始,得藝發局資助,但原來有限期。她透過深水埗Soco找到老人訪問,是三代女人的故事。「當時發現她們的語言不一樣,我要放棄自己一貫說話的方式去寫。說着說着會有一些人物突然出場,你要猜那是誰。」在《又喊又笑 — 阿婆口述歷史》她用全粵語書寫,發覺那樣寫太「長氣」。由採訪書寫、語言運用到書名,都跟 2012年出版的《烈佬傳》一脈相承。「不過男人說話,一句起兩句止,是兩種語言。當時用粵語寫的想法是來自黑社會術語和黑社會詩。 他們有些人說話好少,幾個小時訪問,只說幾句。」她形容,要寫下的,是不說話的人。

非虛構書寫

訪問約在赤柱,當天快要掛起八號風球,她還是來了。原來是跟新小說有關,從鴉片戰爭入手的非虛構書寫。「沒有訪問的,當時的人都死了。」而赤柱是香港是最初有人住的地方,「當時應該有個清朝的細官,有千多人,有漁村,有做礦石的。另一樣是海盜。後來就是港口,成為鴉片出入口,這就是香港歷史。 香港多黑社會片,不是偶然。幫會文化早已出現。」她早前坐了四十日船從歐洲到廈門,發覺正是當年英國人來港的航道。「廈門落船是因為想看香港是否只是偶然?與其他港口有沒有不一樣。」再翻看當時的商船,甚至戰船的日誌,還有當時的人的傳記,她發現:「香港命運當初 都只是因為簽約而起。大陸成功令你抗拒,反殖民反帝國,講了那麼久,我發覺我該寫他們看不見的。」後來又去了南京實地考察當年簽約的現場,查找到文獻有說香港人性悍,「粵東民悍夷驕,動輒滋事」正是來自清道光欽差大臣耆英的奏摺。「百多二百年前已經如此。 反而令我對現在的焦慮減少。你要習慣,中國 人說你是賣國賊,不愛國,要習慣的其實就是那種不知道是什麼,不可能被歸順的。」

關於運動

到雨傘運動初期,她站在橋上看過一次。「對我們經歷過的而言,不會感受到那時的樂觀。那與香港無關,而是人是不變的。」她說破滅過一次, 不會再去破滅第二次。她以為她已經不會再失望,但原來失望是需要累積的。她想到俄羅斯,提起《二手時間》中一個hunting遊戲,有錢人給你一千元,你跑走。開槍射不中,一千元是你的,跑不走是你不幸。而一百五十年前,《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寫到,農奴的八歲小孩,用石頭扔瘀了獵犬的腳,將軍下令將小孩剝光衣服,叫他走,讓獵犬追咬他。母親饒恕了施虐者,抱着放狗將她兒子扯碎的主人,說:「主啊,你最公正真實。」黃碧雲說:「一個小說,一個是採訪。中間相隔一百五十年,中間經歷多少革命,但兩件性質多接近,都以侮辱和傷害他人來作為自己精神上的興奮劑。」

準備新作時,她又看過1966年4月因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九龍騷動的資料,主要參加者盧麒/盧褀,不到一年後被發覺在朋友家上格牀用裇衫吊死,被裁定自殺,死時二十歲,遺書寫到:「我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她從而看見一種矛盾,遺書中說到沒有保護,會覺慘。現在要來保護你,你更不想要。「這就是那種邊緣性,永遠是相對而言的。當年與中國割離,完全不知那邊當下的狀況。像我不知道原來我有鄉下,到現在要你返鄉下你也不想。我們抗拒的,不是一個固定對象來的。我們這種邊緣身份是不能馴服的,也永遠在流動。」

asfdsafdasfdaf(左)《末日酒店》即使書寫的澳門是,卻同樣是對殖民歷史的發掘。(右)《烈佬傳》得第五屆「紅樓夢獎」首獎。

關於破滅

「五百年前,一百年前,到現在都一樣。連少數與少數間都會互相憎恨。」她說,像布紐爾電影《被遺忘的人》(Los Olvidados) 「侏儒乞丐,乞到錢後,去搞盲的小女孩。不要以為少數善良,少數也會憎恨其他更弱少數。情感上難以處理的,是人性的殘忍。」近來在看《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她,感到其中的內容直頭好像是在跟她說:「有什麼可以justify人類的苦難?任何信仰都不可以。你只能愛遠的人,不能愛近的人。」故事中有一個貴族婦人說:「我對人類的愛那麼大,你信嗎,我有時會夢想放棄一切,我所擁有的一 切,拋棄麗莎(病女兒),加入『憐愛修女會』。……沒有傷口,沒有潰爛膿瘡可以嚇怕我。我會洗乾淨,用我雙手為他們洗浴,我會做受苦人的病護,我可以吻那些傷口……但,我可以維持多久?……那些你為他洗膿瘡的病人不會立刻感恩,不欣賞或甚至沒留意你的善行,甚至呼喝你,粗魯地叫你做什麼什麼,甚至向有權位的人埋怨—這怎樣?你的愛還可以存活嗎?」而書中另一醫生角色也說:「了解一個人愈多,你愈無法愛。」那怎樣書寫下去?她說書寫是安慰獎,有時得有時唔得。「我最近也深深細視我自己與他人的冷漠,非常恐怖。不是說,破滅了,變得冷漠。而是因為破滅而看清楚冷漠。」她從前曾經以為寫的過程會有答案,結果有過一段好長時間沒有出書。最後,只有接受沒有答案才寫得下去。「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 」

後記:書寫作為行動

「寫作並不被動地紀錄。這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不單波動着語言的界線,它同時是情感、想像與事件的交會處,寫作的痕跡因而重新賦予歷史一種動態。」謝曉虹於《香港文學大系—小說卷》的導言中寫到。文學與公共幾乎不能二分,更是一種或隱或顯,互為影響的關係。 董啟章與黃碧雲二十年來在書寫中,不約而同地經歷過,「曾經以為寫下去會找到(答案/真相),但原來是找不到。」在社會意想不到的變動之中,書寫與城市的命途無從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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