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眼中的香港歷史2】脫下律師袍 寫下香港抗爭史

撰文: Janice     攝影: 羅玉梅、徐子豪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01 Aug 2017

m170714-janice-0560與其說Antony Dapira整理香港抗爭史,不如說由歷史角度疏理香港當下的訴求。

原為律師的Antony Dapiran在1994年由澳洲來港,他對香港歷史的興趣由抗爭而起,在雨傘運動期間撰寫報道,後追溯香港的抗爭歷史,寫下《City of Protest: A Recent History of Dissent in Hong Kong》。他最後選擇脫下律師袍,從文學角度繼續書寫。

文學與法制的角度

「現時在港大就讀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研讀海外、中國及香港的現代與後現代作品。」他在澳洲讀書時,中學就要必修中文與法文。「大概是當時已經感到中國會崛起,我們與中國都將會有更多的交往。」到了大學,他更選修法律跟文學雙學位課程,加上多年來往香港、北京從事商業法律事務,使他對香港的歷史發展結構,比起其他居港多年的外國人有着更豐富理解。

他第一次參與的抗爭正是律師遊行,那是1999年首次人大釋法。從律師與商業運作的角度來看,他的著作整理抗爭事件,除了有豐富的個人經驗,也對事件的社會因素以至政府的處理手法提出敏銳的觀察。

書中由六十年代天星小輪加價騷亂開始,整理出抗爭的脈絡,把不同時期的歷史更明確地串連起來。「香港的抗爭許多時都由民生而起,多於深遠的政治訴求。」他以本土運動興起為例,追溯到雨傘運動前由身份認同而起的抗爭脈絡。

囍帖街拆遷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形容該條街道演變成迪士尼樂園般是可怕的轉變。那段抗爭史讓他想到王家衛的《重慶森林》,金城武對菠蘿罐頭說:「或者所有東西都有一個限期。」Antony指出,香港人的抗爭目標很多時並非直接的政治訴求,但壓迫的來源卻離不開複雜的政治局面。

內外橋樑

雨傘運動為Antony帶來的衝擊,更多是來自當權者打擊示威者的手段。(Antony Dapiran攝)雨傘運動為Antony帶來的衝擊,更多是來自當權者打擊示威者的手段。(Antony Dapiran攝)

「抗爭許多時是社會轉變的轉捩點,疏理其中的歷史你會知道城市是怎樣變成今天的樣子。」他住在灣仔星街,雨傘運動期間投擲催淚彈時也在現場,動筆寫作的原因正來自當時深刻經歷。為了要把事件的因由傳遞開去,他當時為海外不同報章撰寫報道。書中卻記錄了更多自身的經歷與心情,還有人們無助的即場反應。「雨傘運動不是突然發生的事件,而是由許多前因組成。」由反高鐵到囍帖街到朱凱廸於立法會選舉成為票王,外地的人未必可以理解背後的因由。

「我想書寫的不止是雨傘運動發生的事情,我想人們知道更多其中的前因後果。」因此他知道只有一本關於雨傘運動的書並不足夠,只有把雨傘放在一個歷史語境中,才能真正引起別人的興趣,而且足以向世界散佈關於香港的消息。「我不止希望香港以外的人對這些東西感興趣,而同時希望香港人本身也更關注其中的歷史脈絡,以至了解今天發生的事件因由。」他仍然相信,外地關注可以對當權者造成壓力,這是為何他放棄從事二十多年的律師事務,毅然從文,繼續關注這個他生活的城市。

Penguin出版的"The Hong Kong Series",訪問期間仍只在英文書店和序言書店有售,不少大書店以政治敏感為由不願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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