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心40年】九十年代移民潮 辦流行文化展建立身份認同

撰文: 匡翹     攝影: 李浩賢、譚志榮、徐子豪(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8 Oct 2017

 現在的藝術策展、獨立短片成了藝術圈的關鍵詞,但其實早在九十年代,藝術中心早已推動這些範疇的發展。在那個歷經轉變的九十年代,藝術中心到底做過了什麼?
11-hkincarnated01九七回歸是香港人尋找身份認同的重要時刻,藝術中心在九十年代亦有多個關於這議題的展覽。

八九年後文藝復興 策展爆發

藝術中心在2003年前,都分為電影、表演藝術、展覽與課程部。多年來各部門的發展,其實都反映了香港藝術發展的生態,而它與香港政治環境的扣連,更反映多年來其在藝術發展上的前瞻性。近年藝術中心在展覽項目上主導節目減少,但其實自1988年起,藝術中心開始算有了自己主導的節目製作,在配合香港文化的建立上起了極大功用。

在九十年代初,其一系列名為《香港文化》的展覽節目,就帶領了當時對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討論。「在八九之後,當時每月都有幾場farewell,大家都在離開香港。」於1988年加入藝術中心,曾長年擔任藝術中心展覽部總監的何慶基,在1989年後選擇留在香港,在1991年開始計劃《香港文化》系列展覽,「當時我知道,自己是操有極大權力的。藝術中心其實是掌控了香港文化圈的視野。」何慶基當時決定每年策劃至少兩個關於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的展覽,是當年主動建立香港人身份文化認同的主要推手之一,而當時亦正是香港當代藝術萌芽之時,「系列的第一個展覽是李鐵夫。他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往西方學習西洋畫的畫家,曾在紅磡居住,但許多香港人其實不知道這裏曾住過如此重要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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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身份:香港六十年代》是香港最早用流行文化詮譯香港身份的展覽之一

李鐵夫是從歷史定位上開始叙述香港身份,但另一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有許多在歐美修讀藝術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回流香港,如黃仁逵、麥顯揚等,都為香港藝術圈注入新血,而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的昌盛,亦成為了香港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我覺得香港文化最卓越的,不是傳越殖民主義下那狹義的精緻文化,反而是流行、街頭文化。在當時要確立這信息,其實是需要大型而廣為大眾接受的展覽去推廣。」而何慶基在1995年,就策劃了《設計身份:香港六十年代》這展覽,以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為起點,開始構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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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藝術中心展覽總監的何慶基,於九十年代策劃了多個關於香港人身份的展覽。

九十年代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的需要之所以出現,在於歷史環境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這問題。在展覽與電影錄像藝術上,這些問題又更易顯得貼身。在九十年代,藝術中心的展覽與電影部,就擔任了這方面的重要推手。ifva是藝術中心在電影與錄像藝術上的重要貢獻,而自1989年加入藝術中心作電影部的蔡甘銓,就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工作上一手為黃愛玲,在她管理下的藝術中心電影院,漸漸發展成幾乎每天都有電影上映的戲院,而在蔡甘銓上任後,更發展ifva以及其他不同的影展。

18-1st-ifva第一屆ifva宣傳海報

「當時我其實是想離開香港讀書的,但當時王愛玲要離開藝術中心,問我有沒有興趣接手她的位置。當時我有許多項目的想法,就加入了。」本身打算只做兩年就離開,最後卻做了近五年,才再往美國進修媒體研究,未完成學位,又再回港重投藝術中心,蔡甘銓任內籌劃了ifva,甚至曾經在電影中心營運媒體中心,以便宜的價錢,出租剪片工具予ifva的參賽者,以鼓勵作品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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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甘銓推動了ifva的成立,開啟了香港短片藝術的浪潮。

「當時的錄影機已經不太貴,但電腦剪片卻不普及,貴的反而是剪片工具,變相很多人在拍,但作品卻不太多。當時你要在production house租機剪片,需要七百元一小時!於是當時藝術中心就在盛智文的贊助下,買入了半專業的器材,讓ifva的參賽者用便宜的價錢,可以在這裏剪接VHS的影片。」蔡甘銓說。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而事實上,藝術中心的不同部門,其實有足夠的自由度反映主持人個人想法。「當時我在辦ifva,自己想的其實是言論自由。當時,我想媒體在未來會是最大的戰場,當那一代開始不用文字,而是用影像去表現自己,人們怎樣才能掌握影像的語言?這是ifva成立背後的想法,是在談自主錄像的可能。但當然,這點是沒有說出來的。」後來到了美國進修媒體研究的蔡甘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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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亭半人半魚,在《香港三世書》中成了香港人處境的隱喻。

而何慶基則在九十年代着力推廣「香港不是文化沙漠」的信息。「其實如果策展人的個性不鮮明,藝術中心很難繼續存在。」他的《香港文化》系列展覽,於1997年有了總結,當年他就以本地神話中,半人半魚、全身青綠、水陸兩棲的生物盧亭,成為展覽的主題,《香港三世書:歷史、社群、個人》這展覽,當年更找來董啟章、梁文道等人,根據史實「重寫」香港的歷史。以質疑香港主流歷史論述的方式,完結這數年來藝術中心對香港身份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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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董啟章等香港文化人,在當年亦有為藝術中心的展覽提供協助。

「當時我離開藝術中心,是有點覺得,藝術中心當時變得過於使用商業管理的模式了。」何慶基說,「當時的經濟環境是一個因素,如果採用太過商業的方式經營,藝術中心其實會失去活力。不過現在你看,香港的策展其實是需要中型場所如藝術中心般,培養有策展技術的人才。策展不是ad-hoc的,其實要通過長期的展出,與觀眾建立關係。比起政府的組織,藝術中心其實更有機會培育出策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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