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方向】轉型正義︰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撰文: 李雨夢     攝影: 譚志榮

22 Aug 2016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笑忘書》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名言點出人與權力的拉扯,在於記憶。但記憶從來都是選擇性的版圖。過去一段沉重的歷史傷痕成為記憶裏的空白。2015年,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下稱真促會)以此為題,出版了滿載歷史重量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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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恍似是個陌生的名詞,也許因為香港從未踏上過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列車,當時,亞、非、拉、東歐的威權政體相繼倒台,接下來,近八十國紛紛轉型為新興的民主國家。在這樣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及處理過去獨裁所帶來的傷痕,為社會尋求彌合修補的空間,才能達至真正的和解,避免歷史悲劇重現,是「轉型正義」這一課的核心關懷。

具體來說,轉型正義的工作包括︰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賠償、對加害者在法律及道德上的追究,以及還原歷史的真相。然而,這些工作從不輕易,也不一定全符合以上三個部分,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一書中,便曾有過以下的叙述︰「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因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及社會和解,而與正義原則妥協。」

於是,台灣也有了自身獨特的故事,在邁向轉型正義的過程的道路上,艱辛而吃力。

威權體制的暴力

「我們應該是台灣最窮的NGO(非政府組織)吧」,當問及過去民間推動轉型正義所遇到的最大難題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員兼真促會的發起人之一吳乃德如此回答。這個最窮,或許不是唯一,卻是之一,源於資源上的匱乏。

mingpaoweekly_2016-08-22_19-54-126吳乃德為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

在外國的經驗裏,類似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多由官方設立,例如南非、智利、德國……台灣也有一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賠償及紀念活動,並設有國家紀念館。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雖是同一政權下出現的國家暴力,然兩者當中還是存有具體的差異。

二二八事件,指向1947年的血腥鎮壓。那時,國民政府剛接管台灣兩年,日本殖民所遺留下來的風俗仍然印刻在台灣本省人的生活痕迹中,與從大陸對岸過來的軍政人員難以磨合,形成緊張的官民關係,直到發生於2月27日因緝煙而引發的傷亡,而後台灣各地發生衝突,民眾反抗,遭到軍警鎮壓,那是一場政府對人民的屠殺。

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後敗走台灣,同年頒發《臺灣省戒嚴令》,台灣正式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白色恐怖時的各類政治案件,都是國民政府侵害人權的證據。

「戒嚴時候,那是一種系統性的迫害,甚至合乎體制。」吳乃德試圖指出台灣白色恐怖的獨特性。有別於拉丁美洲的威權政體,異議者隨時被消失而不留痕迹,反觀台灣,每一個政治案件都被記錄下來,檔案局保存了龐大的檔案。只是,面對海量的文件,如何整理及研究,是民間有心人所面對的最大難題。

為歷史立檔

按下門鈴,真促會執行長葉虹靈前來開門,那是真促會的辦公室,與三個NGO共同使用,這個民間機構,目前只有兼職員工。

「要追尋歷史真相,單是檔案便超過200萬頁。」葉虹靈娓娓道來資源不足的困境,她以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作對照︰「東西德統一後,就有超過3000人進行檔案整理的工作,直到現在,他們大概仍有1000人在從事研究的工作。」台灣在民主化以後,官方從未重視轉型正義這一塊,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於是,民間版本的真促會才會在2007年成立,依靠微薄的人力與對於真相正義的執着,撐到今天,等待多年,這個遲來的正義,才隱約地看到一絲曙光。

1415415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執行長葉虹靈

蔡英文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提及將會帶領轉型正義的工作,先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在三年內完成台灣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依據調查報告進行後續的工作。

另一方面,自新一屆立法委員於2月1日就職後,由民進黨「全面執政」的立法院,也落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兩項草案的通過,並被視為「民進黨的重要施政目標」。根據立法院的文件顯示,《促轉條例》會在行政院設置獨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處理相關工作。

缺乏細緻的理解

一時之間,看似熱鬧,從總統府到立法院、行政院都如此關注轉型正義的議題。對於雙頭馬車的情況,吳乃德批評為史無前例︰「政府願意去正視及處理過去的歷史傷痕當然是好事,但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會出現兩個都屬於官方的委員會。」葉虹靈認為,日後的工作該如何展開,政府應想得更清楚一點。

這些年來,對於轉型正義,台灣社會有了足夠的關注,卻沒促成更為細緻的理解。

「過去這個議題沒有受到高度的重視,也只有非常零星的討論,更像是一種政治操作及象徵符號的鬥爭,卻沒有捉到核心。」葉說,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對立中,存有更多複雜的細節。吳乃德再次強調,當時的迫害很有系統性︰「除了直指兩蔣是最高的決策者外,每一層級的人都說他們是按照指令辦事。」

誰是受害者

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之間的模糊性,致使處理轉型正義的工作需要更小心仔細,威權體制下的國民政府無疑是下達指令的主事者,但是,該如何避免各項標籤,認真地發掘研究當時的真相,是此刻重要的工作。

「在翻閱判決書及自白書時,發現有些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的角色,也許是受不了酷刑下的逼供及出賣,但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便是,怎樣去理解這些人呢?」這便是為什麼真相變得如此重要,由於民間缺乏公權力,很多時候只能訪談受害者,對於在加害體制中的人,往往難以接觸︰「他們不願意理睬我們,而我們也沒有權力,故此疏理及研究另一方的想法時,變得異常艱難。」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曾經在以色列發表過著名的獲獎演說《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雞蛋與高牆之間的鮮明對比,最易觸動人心,因為無論雞蛋有多麼錯誤,他都會堅定地站在弱勢的一方。但是,村上春樹在演說的尾聲,其實作了一個精警的提醒︰「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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