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人物】身陷後真相年代 港產戰地攝記Nicole Tung: 人心脆弱更須繼續報道 - 明周文化

【星期日人物】身陷後真相年代 港產戰地攝記Nicole Tung: 人心脆弱更須繼續報道

撰文: 鄭祉愉     攝影: 李浩賢(portrait)、其他由受訪者授權使用

12 Jan 2018

當權者眼中,相機具侵略性,記者拍下醜陋的證據共諸於世,撕破強權偽妄的面具。

假若相機這種傳訊載體是一架飛機,那戰地記者就是戰鬥機的機師;然而鏡頭不是武器,記者報導殘酷的戰爭,卻無法保護自己。十年前,日攝記長井健司在緬甸遭軍隊近距正面開槍,長井緊握相機快門至死,他手上抓緊是真相,是求真精神,當時「Journalist」仍備受尊重。十年過去,今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只要在社交媒體在𨫡盤質疑「氣候變化」是虛構的,網上謠言四起;在後真相的年代,攻擊「不真實」比「見證真實」的聲音更喧鬧。那麼,不顧安危在現場取得第一手資料的戰地記者,他們的現況是怎樣?

2017年就有66名媒體工作者遇害。前南華早報記者Kim Wall被受訪者謀殺、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遭ISIS斬首⋯⋯是什麼支撐他們,面對死亡,仍夷然不懼?

香港很少出產戰地記者,三年前雨傘運動,港媒才發現了童孆瑩(Nicole Tung),在香港出生長大,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唸歷史系,六年前開始戰地攝影。記者在伊斯坦堡,約她在酒店咖啡館見面。訪問前兩天,她才剛剛從伊拉克回來,眉目都尚未褪去硝煙味。近年她以伊斯坦堡為基地,正拍攝當地婦女,採訪前Nicole特地囑咐,不要稱為「女」攝影記者。

「我並不是焦點,戰地攝影,和戰地的故事才是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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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的傷痕 - 同袍被擄的150天

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黎巴嫰、緬甸⋯⋯哪裡烽火連天,戰地記者也就火裏火裏去,鏡頭後一副血肉之軀並非水火不侵。

Nicole 說自己「對危險的忍受能力比一般人高」,卻無法遺忘第一次看見孩童在他面前死去,敘利亞空軍投下炸彈,頭幾分鐘她甚至無法拍下任何照片,因為實在太可怕,不知道如何反應。

第一次失去親密戰友,她24歲。因革命來到利比亞,當時跟兩名戰地記者Chris Hondros和Tim Hetherington一同合租房間,她外出工作,回到房間空無一人,才覺大事不妙。她到了醫院,才發現二人遇上炸彈爆炸,第一眼見到戰友的屍體,另外一位Chris在深切治療部,頭部有傷痕,最終失救。「我第一次感覺到失去,我用了非常長的時間處理哀傷,甚至有足足一個月無法拿起相機。」

第二次是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 第一位被ISIS公開斬首處刑的西方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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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攝自HBO紀錄片《Jim: The James Foley Story》海報

2011年利比亞內戰時,二人認識,她形容福利為「慷慨、聰明、有趣和溫暖,並能走進房間裡,輕易與人交心」。二人一拍即合,夥同另一位英國記者John Cantile,還有一名翻譯員(fixer),在2012年一同前往阿勒頗(敍利亞北部城市),採訪敘利亞革命。

十一月中,她相機壞了,得獨自回到伊斯坦堡維修,索性約定在11月22日碰面,他離開敘利亞邊境小鎮前兩小時,還通過話,一切如常。豈料他遲遲未歸,她開始憂心忡忡,直至致電翻譯。才知道當時情況:路上車輛遭數名極端份子攔截,提槍指着腦袋,叫他們下車,二人被擄走,只放過當地人。

放下電話一刻,Nicole「六神無主,又懼又怕」,這一次她沒有放下攝影機,與此同時,頭三個星期,她與家屬一起四處奔走,到處聯絡當地記者,或任何認識反革命組織高級軍官的人,甚至回到當初被綁架的地方,到處談話找線索,卻一無所獲。罪疚感反覆啃噬她內心。「我試着不那麼無用,或情緒化,只當然我覺得內疚,當你身處無能為力的狀況,你會想,或者我可以改變,一切可能不一樣,但最終我要與事實妥協,接受現實,當時大家都身處敘利亞很長一段時間,以為自己對於狀況非常了解,但一切卻在一息間顛覆。」

音訊全無,人間蒸發,足足有一年之久。與普通綁架迥異,沒有任何贖金要求。「當時只有在敘利亞活動的極端宗教分子,ISIS來自伊拉克,在敘利亞未成氣候,然後那些小組織加入伊斯蘭國,才漸漸成形,James Foley也因此落入ISIS手中。」被擄一百五十天後,家屬才接到第一封沒有署名的電郵,到被殺前一陣子才得知是ISIS,白宮嘗試營救但不果。人人心焦如焚,她也不例外。

記錄比創傷的失落更重要 


2014年8月19日,ISIS聲稱為報復美軍空襲,流出將福利斬首影片,佔據世界各地新聞頭條。片中,福利身穿鮮橙色連身衣,在鏡頭前譴責美國政府,「說一些他永遠不會說的話」,這一幕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記者問Nicole:若果你再次見到福利⋯⋯「我知道你要問我想對他說什麼,但這太私人了。」Nicole拒絕回答,「是的,仍然常常想起他,也很掛念他,看見好笑的事,仍會想一起分享。」

同年六月,福利被殺兩個月前,ISIS在四天內攻陷伊拉克的第二大城摩蘇爾,才剛剛成為一股不能阻擋的勢力。

2016年11月,她第一次到伊拉克摩蘇爾。城內ISIS戰士仍然活躍,她轉移拍攝那些離開城市的人,許多人被殺,人人形銷骨立,深陷恐懼之中。今年七月ISIS敗落,撤出摩蘇爾,城市重光。十一月,Nicole再回到同一個城市,拍下一張張照片:兩名警員被ISIS斬首後棄屍堆填區;政府重建資金嚴重不足,一百五十萬人努力回到正常生活,主醫院被毀,臨時醫院急症室只剩下八張病床⋯⋯極目所見,滿目瘡痍,種種都令她想起福利。

「看見從未遇見的陌生人在你面前死去是一件事,因為彼此沒有連結,當然也令我情緒波動很大,但當這是你認識的人,就非常非常難以克服。」如果不將悲傷疏導,並且做其他非衝突的故事,她就不可能精神正常運作,也不可能繼續工作。福利逝世後一個月,她回到香港,為時代雜誌拍攝雨傘運動。

根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數據,2012年總共有105位媒體工作者遇害,其中36名在敘利亞被殺。據其他十七位曾與福利一起被囚禁的外藉記者,有些被釋放後,指出福利曾多次被折磨。

「越多記者被當成目標,我就更有動力覺得更應該繼續去做,因為很少人願意當戰地記者,我們更加要強壯, 繼續記錄世上的危難,這比我個人的創傷與失落更重要。」她深吸一口氣:「失去朋友,固然非常痛苦,但他們的死亡並不是毫無價值,繼續他們的傳承更加重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福利的故事成為繼九一一後,最多美國人認識的歷史事件,更被拍成HBO紀錄片《Jim: The James Foley Story》。

奈何時至今日,同時被擄的英國記者John Cantile仍然生死未卜。

對媒體失去信心的年代   

後真相年代,國際的制衡力量也越發疲弱,聯合國無能力阻止衝突,對媒體失去信心,似乎是世界現像,無能感蔓延到採訪現場。尤其自由業者更是脆弱,她曾以「捉襟見肘的預算,需要在街頭打滾生存(street savvy)」形容工作狀態,更依頼當地人的善意。

她來到阿勒坡,一句話也聽不懂,文化也不盡相同,第一難關是贏得對方的信任。

在敘利亞,常常距離炸彈發生之處近在咫尺,大廈傾軋,許多平民被殺受傷,敘軍更刻意瞄準醫院攻擊,特意隔一會兒,等到救援組織「白頭盔」(White Helmets)從瓦礫中拉出一個又一個平民,再次投下炸彈。她會馬上奔到爆炸現場,紀錄事件。

390599-xx_large阿勒頗的小男孩因空襲頭部受傷,被醫生救治。(Nicole Tung)

「一開始,他們根本不想理我,戰爭已經開始一年,他們對看見記者已經感到疲累,因為沒有帶來改變,有些人甚至變得具攻擊性。」他們曾當她的面指罵:「這些記者什麼也沒有為我們做,滾出去!我不想見到你!」甚至朝她丟擲石頭,她就站在那裏,默不作聲,放下相機。她深明任何反應,或者對罵,情況只會惡化,「你要有同理心和敏感,這些人剛剛經歷了慘烈的情況,情緒激昂憤怒,並非因為我。

「用鏡頭對準他們,是非常具侵入性的事,他們拒絕就不拍,我不能成為啃食他們悲痛的禿鷹。」

「在別人身處最壞的時刻,你仍要在相片中顯現他們做人的尊嚴,以此建構相中人與觀眾的橋樑,與此同時,尊重他們的界線。」除了被拒絕之外,她另一拍攝原則,是不正面拍攝血淋淋的傷口,留在鏡頭之外,必要只拍攝部份身體。

她堅決不做拍攝《飢餓的蘇丹》的Kevin Carter,旁觀等待弱小快遭吞噬的一瞬。Nicole心中的「Shutter Chance」,是按快門前心有憐憫之心,知道拍攝對象夠人幫助。「我永遠都會將救人放在拍照前面,若果任何記者失去了那份直覺,就等同完全失去人性或同情心。」

後真相時代:中立有時,擇善固執有時

傳統媒體失能,美國傳媒由五位猶太籍超級富豪所掌控,2017年美國人對媒體信任度達至史上最低點,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主流媒體發放假新聞。

網上散布大量陰謀論,挑戰權威主媒的公信力。2017年年初,網絡瘋傳2016年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在阿勒頗救援組織的「白頭盔」(White Helmets)為假新聞,Nicole聞言反應很大,「許多這些人有背後打算,指摘(白頭盔)是恐怖分子,拯救恐怖分子性命,完全是假的,他們努力從敘利亞政府轟炸中,救出孩子和平民,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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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張照片是她代表作。敘軍空襲後,一個十五歲男孩被困在大廈瓦礫中,一幫人協力救出,尚有一口氣,卻在前往地下醫院途中死去。

「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平民,他們沒有正式醫藥,因為戰爭,醫生成為攻擊目標,醫院也是。」福利亦曾經為阿勒頗的醫院眾籌,從奧地利買救護車。

無法與敘利亞政府接觸,只有反對勢力時,她嘗試保持中立,一方面為照片附上盡可能多的說明,另一方面,除了親身見證,亦會由敘利亞人脈中,找到可信任的消息來源,正是希望以數據和事實說話。

「中立性存在事實所在之處,當你親眼見到,平民百姓被殺,你怎能在眼見小朋友死去時保持中立?可以中立才中立,需要擇善固執時,就擇言固執。」人道的新聞報道在人道立場上從來沒有「中立」。

Close Up令事件失焦

讓影像說話,過近距離會失焦,後退一步才能看見事實的全部。《導火新聞線》中,最廣為人知一幕,要數站上車頂俯拍眾攝記的場面,當戰地記者,首先要學會與戰地保持距離。

「衝到前線去,你只會得到一個人揸槍的相片,但看不到事件全貌——平民百姓的故事,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或連繫,卻深深受戰事影響,他們是最為脆弱,最缺乏關注的人。」讀大學時去過波斯尼亞,第一次拍攝對象是因1992年到95年的戰事失去所愛的寡婦,她未忘初衷。

因此她不止到戰地去,所到之處,還有羅興亞人42萬逃亡婦孺流離失所的現場,睡在雨中,睡在泥土上,缺水缺糧,依然要為生存跨越邊境;伊拉克的弱勢社群基督徒;剛果的前童兵;美國原住民藉退伍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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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羅興亞難民逃到孟加拉難民營,在路邊等候食物補給,Nicole特意於在黑暗中拍攝一系列照片。

在戰爭暴力前,沒有人倖免於難。離衝突過近距離,同時帶來後遺症,像是因痛苦而生的直覺反射動作,她也開始懂得後退一步。

自由記者沒有傳統媒體機構的保護傘,往往依頼彼此。自從四年前阿拉伯之春後,媒體縮減人手,變得依頼自由記者,開始注重戰地、數碼安全、急救等訓練。每次出發到衝突地區,她都會跟另一位自由記者約好,報告行蹤,並約好在特定時間報平安,作為彼此安全網。她提到自由記者是一個緊密的社區,每逢有人被捕或失蹤,都會團結一致,組織起來,尤其要解救一個人,往往要花上許多錢。

六年以來,她坦承已不像以往衝動,從天天逗留在前線,如今只會去一到兩次,取得足夠的相片就夠,其餘時間拍攝故事其他部份;曾經單槍匹馬,在未接到媒體柯打,即未受保障的情況下,到敘利亞攝影,回想起來十分「愚蠢」。「我不過像正常人一樣脆弱,在2013年我就停止前往敘利亞,因為被綁架其實非常容易。」

「若果我想活下來,繼續做所愛的事,一定要更加小心,減少衝動,年輕的時候容易以為自己無所匹敵,在失去許多朋友後,見證戰事帶來的痛,隨日子過去,你必須思考來現場目的,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了紀錄帶來的樂趣,自以為好型?不,這是為了紀錄需要在新聞出現的故事,繼續連結觀眾。」

紀錄歷史,對暴力以攝影回擊

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同樣被ISIS斬首,國內反應兩極,有保守派認為是他自己責任,任性地到危險的國家去。戰地記者為什麼要為區區一張照片,冒生命危險?

福利(James Foley)摯友在紀錄片中對問出這個問題的人說:「你真的讀報紙嗎?看電視嗎?如果你關注敘利亞,你正依頼某個人帶給你的資訊,你沒權問,因為沒有他,你對此一無所知。」

就像《逆權司機》中紀錄光州民主運動的德國記者、六四中躲過中國重重封鎖拍下坦克人的Jeff Widener⋯⋯前人身影,從Nicole身上依稀可見:

「我沒有任何錯覺,以為一張照片可以阻止戰爭,但你所記錄的就是歷史,可以作為戰爭罪行潛在的鐵證,大家不能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有發生過』,即使常常覺得極為無助也好,受制也好,多想尖叫也好,必須記住繼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片中關於福利(James Foley)的死亡,她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必須以攝影回擊,我不想讓他們贏。」

網站:http://www.nicoletu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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