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事(上)‧天堂地獄】一筆過撥款推行十七年 見證社工活魚變死魚─李大成 - 明周文化

【社工事(上)‧天堂地獄】一筆過撥款推行十七年 見證社工活魚變死魚─李大成

撰文: 李雨夢     攝影: 趙賦禧

14 May 2018

李大成於社福行業遊走了二十多年,在受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工作過,也在沒有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NGO)工作過,走過天堂與地獄,看着行內這些年來的變遷,李大成不禁覺得,「最理想應該是這兩種模式不會有太大分別,但現在不是,兩種機構的處事模式及手法有很大不同。」理想?本應是這樣的,為何變成「理想」?

一次自殺的啟發

九十年代初期,李大成讀完中七,去了社福機構做福利工作員,還不是正式的社工。那兩年,在為精神病患提供的中途宿舍工作,也在託管中心為學童提供服務。這兩份工作,是他人生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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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工作,在復康的中途宿舍,大部分時間,都是跟服務對象一起生活,有時甚至會在宿舍裡過夜,「有時會跟他們一起靈修、查經,都幾俾心機去對待他們。但有一次,我離職之後,曾經有個跟我很熟的人,出了社區之後就Jump(跳樓),對我來說這是一年很震撼的事。我嘗試盡了力,原來能夠做到的很有限。」

李大成開始思考,康復政策所出現的漏洞,如何確切地影響了人的一生︰「九十年代的精神科醫院還是很封閉式,綁住他們,再餵藥及食物,這樣關住他們然後又推他們出社區,整個人是會散哂。」雖然有以「重新融入社會」為目標的中途宿舍,但在裡面工作過,李大成有這樣的體會︰「可能是兩年時間,訓練他們社交及生活的能力,然後就要把他們推回到社區裡生活,有時可能有人連食藥都未搞得掂,或者精神狀態還未很好。但因為資源不足,於是時間一到就把人推回到社區,但相關的支援又不足。」

如果整個社會及制度沒有改變,對於這些服務對象來說,是否真的好?李大成開始深刻地去思考這些涉及到政策及社會層面的問題。

學做社工

做託管中心的時候,那時正值香港經濟蓬勃,但他發現一個「怪現象」。「我在灣仔區工作,算是比較富裕的地區,但家長們是愈來愈遲接學生放學,他們可能在中心到晚上八、九點才能離開,功課壓力也非常大。」說到此舉,他亮出中指,獨獨那一隻手指彎曲了,「有一次,中心有個學生情緒失控,想隊個頭落玻璃到,我攬住佢,就拗了一下,拗到入了廠。」當時,接觸過有情緒問題的學生,發現共通點是功課壓力大,父母也沒有時間陪伴︰「細路同我講,唔覺得自己有老豆老母。我們只能做些補救性的工作,那就開始想,香港的經濟好是否就代表所有人都好呢?」

基於以上的經驗和困惑,李大成回到學院裡,一邊讀神學,一邊讀社工︰「整個社會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作為一個社工,怎樣才能幫助到人?」

一筆過撥款後之後的政治壓力

讀書時李大成跑去做梁耀忠的議員助理,看到一個立法會議員如何像社工一樣去跟進地區的議題︰「佢都成日同我哋傾,到底在這些個案或議題裡,會發現出怎樣的社會政策問題。」李大成說,自己對於社會工作的理解,慢慢開始有了轉變︰「幫人原來不只是捐獻或者個人式做輔導,牽扯到背後,包括家庭、社會、文化上會不會都出現了問題?一個社工不應該只停留在個人的關懷裡,那時開始就想,不如之後做社區發展的工作吧。」

fhc_9931「李大成」這個名字在新聞界幾乎與「劏房」劃上等號,凡有關注劏房戶的記招,都有李大成的名字。近年他又落力推動墟市政策,去年終於成功辦「熟食墟」,對政府的高官有點像愚公移山。

畢業之後,放在眼前的,有兩份工作,一份是長者派飯服務的隊長,一份是街工的地區工作,前者比起後者的薪金多出五千元,但李大成考慮到「派飯」之舉,難以學以致用,最終選擇了街工的工作。

在街工做了兩、三年,又回到受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工作。那是一筆過撥款制度(LSGSS)實行不久之後,李大成開始切身地感受到資助模式轉變後的影響。「也是做跟社會倡議有關的工作,但一筆過撥款後,出現一個問題,如果想申請新的Funding,就要聽政府話,唔好亂咁出聲。如果我們想幫街坊出聲,就會涉及到政策上的問題,那便會牽涉到政府,出聲就會得罪政府,咁你個機構就無運行,機構自然就唔想你搞咁多事。機構都有內部調配想令到你收聲。」

直到一次,他任職期間,以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的代表身份,到立法會就着《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發言,早上發言後,黃昏已收到電話︰「市建局的人打俾我,佢話李大成先生,你好似唔係從事同市區重建有關的工作,點解會去立法會發言?」到了第二天,中心的主管問︰「有人打來問,李大成有沒有涉及一些市建局項目的工作,說很奇怪為甚麼會打來機構。無特別講咩,亦都無恐嚇,但作為高層,無啦啦聽到市建局的電話,會點對我?」

李大成說,自己開始「聞到陣除」,終於在2006年離開了政府資助的機構,去了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關綜聯)工作。

做社工不做咸魚

這樣一做,便一直至今。

同樣是做政策倡議的工作,但沒有了政府資助的包袱,自由度頓時大了很多。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據,直到2017年,有165間非政府機構加入了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進入關綜聯(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後,有了自由,可以沒有太多顧慮去「砌議題」,不用擔心政府有形無形的各種干預,但換來的代價,便是不穩定的生活︰「年年續約,你未必知道出年有無工開,因為幾乎每一年都會出現財政危機,捱了十年都是這樣。」指着辦公室裡的物資,李大成說,全部都是別人捐贈的,而辦公室也只能租用租金較為便宜的工廠大廈。

薪金不如受資助的社福機構,但李大成無悔自己的選擇︰「我仲想做一些自己認為是對的事,唔想太快去到要妥協的那一步,自己從事這個行業,都是想幫到人更多。但如果因為機構為了獲得政府的資源,明明知道問題的源頭在哪裡都不能出聲,我唔想咁樣囉,但這些河蟹的生態真的在這個領域裡出現了。」

申請過一些基金的funding,更加感受到當中的分別︰「那些Funder只會干涉Project裡面的東西,半年至一年才需要交報告,但不會干預你以個人身份去發聲的自由。」

%e6%9d%8e%e5%a4%a7%e6%88%90李大成見到很多「制度」令社工失去熱誠,他說苦了十年,決定寧做活魚,不做死魚。

看到身邊很多同路人的火一個一個逐漸熄滅,不禁無奈,但也覺得,保存心中那一團火很重要︰「最近聽到兩句說話,死魚是隨波逐流,活魚就迎流而上,社工唔好做咸魚囉,有返少少理想,有個抗流能力,即使沒有辦法改變成個潮流,但起碼都應該做條活生生的魚,在工作崗位迎流而上。」

記者問,做了二十多年社工,面對現實的種種無奈,還有火嗎?李大成不卑不亢地答道︰「都仲有火的,未甘心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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