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如何重返職場和重建生活 - 明周文化

【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如何重返職場和重建生活

撰文: 陳伊敏     攝影: 明周攝影部

17 Jan 2015

除了在治療時面對的種種問題,精神病康復者在重返職場,重投生活的過程中,也是困難重重。主流社會一般大眾對精神病抱有歧視,是主要的不利因素。即使僱主願意聘用康復者,但周遭的同事能包容嗎?也有的並非不包容,而是不了解或未準備好。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指出,本港只有兩成精神病康復者從事經濟活動,少於同期全港相關比例的三倍。有就業的康復者月入中位數為$6,500,比較同期全港勞動人口就業工資平均數($11,325),不足六成。

「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缺乏配合,令康復者在公開就業時面對各項困難,例如難以找到合適學歷及資歷背景之工作、多只能從事基層工作、向僱主請假覆診時難以解釋等。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整體就業政策,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工作。」

雖沒有明言,Ling卻能清楚感受到以往的僱主因為她患精神病而卻步。

17每時每刻都感覺痛,Ling只好讓痛成為身體揮之不去的一部分才能繼續生活。

旁人只要輕輕一碰Ling,她都有可能「哇」一聲。藥物雖然控制了負面情緒,痛感卻是生活的常態,有時候她會在辦公室走來走去,分散對「痛」的注意力。

她原本在馬會投注站工作,2003年一次嚴重工傷斷了幾節腰骨,之後就被長期痛症折磨。「時刻感到痛,由頭到腳都痛,像有無數螞蟻在咬。」初期無論吃什麼藥都睡不着,一提及「痛」字,兩行眼淚就掉下來。2006年,她開始看精神科,醫生說她患了抑鬱症。之後Ling用了六年時間試藥,才找到合適的藥物。「有一種藥吃了每晚做噩夢,夢見自己跳樓死。」在生活中,一級樓梯看起來就像一層樓高,不敢邁過去。又因害怕做重複的夢,十多天沒睡。到實在迫切需要睡眠,她一口氣吃下三十粒安眠藥,幸好及時入院急救。

她請醫生寫紙證明自己可以上班。但公司說要找內部醫生做複查,至今兩年音信全無。後來在勞工處登記就業配對,才找到了現在的僱主。Ling負責的慈善項目,幫助殘疾人士做義務中介介紹工作,她也是康復者自助組織恆康互助社的副主席。

僱主的嘗試

目前仍要服用多種安眠藥才能入睡的她,由於藥效作用,每天起都要靠兩個鬧鐘,要像普通人一般適應日常工作作息時間,半點都不易。

18被歸類為「殘疾」,Ling一笑置之。

「在工作上先了解她能做什麼,才分配工作給她。在溝通上沒有什麼注意,她不介意敏感字句。也明白他們太早難以起牀,因此會安排午後的工作。」Ling的僱主卜康迅說。Ling是他公司第三位精神病康復者。

八年前,作為廣告策劃公司負責人,卜康迅聘請第一位精神病康復者時,純屬偶然。當時公司不夠人手,考慮到成本等現實問題,於是到勞工處申請聘用傷殘人士。

來應徵的卻是一位精神病康復者。面試當天,他請家長也一起來。「我想了解清楚病徵、生活習慣,有事也可以隨時通知家長。見一見家長,亦希望建立互信。」

當時聘請了那位「思覺失調」的新僱員,卜康迅坦言,並沒有擔心,「既然政府津貼你去認識一個人,為何不接觸一下看看工作上可以幫到什麼。」然而,他的家人卻擔心身邊是否多了一個定時炸彈。

從僱主角度,這位二十二歲的設計師可以勝任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每個月總有兩次覆診,「工作最好提早一個星期給他,不要逼得太緊,不要時時催促,信任他可以做完,趕不及就分發給其他同事。」後來他發現,每當醫生調校了藥物,員工便會顯得較疲累,「看上去有些呆滯,坐着一動不動的,眼定定。但這時候不能怪他不做事,應該是藥力發作。 若有事要通知,就敲敲他的桌子,等等他。有時候會遲一點回應你,但不是沒禮貌。」

但半年後,工作量愈來愈多,設計師嫌自己做事太慢,吃藥重了,愈來愈不夠精神,時不時需要伏在辦公桌上休息。卜康迅於是調整他下午才上班。後來他病發了,恍似被人威脅,經常對空氣自說自話:「我不怕你的!」又因為怕不夠精神,他私下停了藥,於是控制不到病徵,一直與腦海裏的世界在說話。同事開始擔心了,公司也收起所有利器,還安裝了攝像鏡頭,「真是迫不得已,以防有事情發生。」

19卜康迅說,一旦錄用精神病康復者,就要花心思學習做一個更好的僱主,自己也處於摸索階段。

雖然設計師的排版技能無受病情影響,但是創作力不如從前了。卜康迅擔心辭退他會對他造成打擊,於是先安排他在家中工作。但隨後他能勝任的工作量愈來愈少,媽媽說他很不開心。工作了九個月後,設計師因為入院,自己辭職了。

「自始我也學習到不能一下子給對方太多的期望。突然要從公司回家,有時候難以接受。」卜康迅說。

社企的實踐

新生會專業服務經理(職業康復及就業服務)朱世明表示,康復者出院後直接投入職場,通常失業率很高。社企身處於社區當中,是真實的市場環境,可令康復者得到最大程度回歸社會,但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例如最初只工作三、四天,之後再到全職,慢慢調整。目前該會屬下二十間社企共有六成員工是康復者。

「我們盡量做到不是保護傘性質,雖然在編更、相處上有更多體諒,但工作技巧要求卻與外面相當。」對康復者來說,人際關係通常是個考驗,有時候容易退縮,需要調節自己的合理期望,關注壓力的來源。對於公開就業服務集中在零售、餐飲和清潔三個領域,朱世明說,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工種較適合康復者的能力、並且在市面上較容易找到工作。

他建議,僱主只需用一顆平常心,為康復者提供一份尋常工作就可以了。如果想做得更好,可安排一位上司或同事做mentor,彼此多一點互動,對員工的日常生活多一份熟知,若發現有什麼轉變,便可及早配合調節,因為病發通常不會是突然的,而是有一個過程。其次就是在安排工作方面可以作出合理的遷就。例如編更、工作內容變化不要太頻密等。

生態旅遊330位於屯門的新生互動農場,是全港首項以社企模式營辦的生態旅遊活動。導賞員阿強(化名)來農場受訓當學員,再獲聘為全職導賞員,從原本不懂務農、帶團緊張到口震震,到如今對農場的一草一木都瞭如指掌,可以倒背如流地向不同團體介紹有機種植及環保知識。然而家人認為他在社企工作,「不算是正式工作,只是養病的地方。」

「為了生活、賺多點錢傍身,始終要參與公開就業。我好想學門手藝, 例如整水電、整水喉……」三十五歲的阿強說,曾到勞工處找工作,都是些無人做的工種,待遇差、福利差、時間長。「要跨出這一步,我不知道要等多久,始終內心有個陰影。畢竟這裏有很多體諒和關心,但出去了又會如何呢? 外面人工高,但壓力也大,究竟如何解決?」他依然充滿了困惑。

新生農場經理陳心慧說,如果認為康復者來這裏是「醫病」,那是誤會。這裏確實比外面更多包容,理解同事的狀況有高低起伏,需要時會配合遷就一下工作量,新同事也有時間適應,看起來像「溫室小花」,但過程中卻建立了自信、掌握了工作技能、與人相處的技巧,令原本接受服務的人能夠為社區提供服務。準備充足時,就可以出去公開就業,整個過程強調的是自決。

讓病人變管理者

踏入位於港鐵大圍站內的”farmfresh 330″,各種時尚健康產品琳瑯滿目。對顧客而言,這裏可以買到煮一餐住家飯的所有材料,由新生農場供應的時令有機蔬果,到健康食材、最新的環保產品,甚至可以體驗「自備膠樽」的購物模式;對精神病康復者而言,這間健康生活專門店則是訓練基地、就業機會。

20“farmfresh330″對顧客而言,乍看外觀上與其他有機用品店沒太大差異,也看不出店員有何不同。

最靠近門口的水果檔,有位年輕人木無表情地對顧客說:「歡迎光臨」。阿婆問他:「哪個梨大一點?」他卻說:「我給個籃子你裝。」再問他水果的產地,他的目光投向不遠處那位掛着陽光笑容的助理店舖經理黃志輝(阿輝)。阿輝過來解答,年輕人如釋重負,不過依然不見笑容。

其實談笑風生的阿輝本身也是精神病康復者。店內每一個崗位他都做過。「工作救回我一命。」阿輝從培訓員做起,七年內連跳幾級做到助理店舖經理,看起來似乎扶搖直上,實際上萬事開頭難。

2002年,他從有車有樓有公司有工人的生活,一落千丈頓變破產無業漢,再遭遇離婚,以致患上抑鬱症。經歷了五年「住劏房、領綜援」的「宅佬」生活,「不想做事,更不想做人」,完全失去鬥志 ,終日酗酒,甚至想過自尋短見,買定一包炭放在頭。後來職業治療師鼓勵他到新生會受訓當售貨員。

受訓第一天,他要負責向客人說「歡迎光臨」、「早晨」,不僅笑不出來,更是難以啟齒。他就站在柱子旁邊,等客人走過趁無人時望着空氣說:「歡迎光臨。」

回想起來,那時是因為躲起來太久了,害怕與人接觸。到收舖時要做清潔,他連拖把都不會用,掃地也需要別人教。在回家路上,他感懷身世,忍不住哭了,「覺得自己很沒用。」原本只想敷衍一天就走了,第二天又不甘心想再試試自己是否真的那麼差勁。在店舖依舊不習慣和陌生人說話,有顧客張口想問問題,他心裏會緊張地想:「最好別問我……」到第一次站在收銀台,更緊張到「飆汗」。

經過三個月的密集訓練,剛好遇到店內請職員,月薪5,000。「總比拿綜援好!最重要是有人肯請。」他最終獲聘了。工作了一年多,藥也毋須再服。現在的收入不及他做老闆時的兩成。「錢賺得少,但找到了意義來搭救。」他自覺一直錯將人生價值與財富劃上等號。「如果沒有這份工作,我可能繼續躲在家裏拿綜援,也可能振作後飛黃騰達,但未必有現在這份充實。」

不要同情要尊重

在店內,人人都穿制服,專注手頭的事,乍看下不會知道誰是康復者、誰是普通人。顧客進出,也不會發現任何異樣。店中每個員工都根據實際情況而安排不同的崗位:理貨、顧客接待、收銀……

「他們沒有笑容不代表沒禮貌或者有惡意,只是還沒充分準備好。」之前試過在門口做接待的同事,因表情較木然而被顧客投訴,作為過來人,阿輝會解釋:「他剛來,還在見習,正在接受訓練,請多多包涵。」阿輝強調:絕不能說「因為他是康復者,所以做不好」。 這樣會令人對康復者有種先入為主的印象。事實上做不好並非因為他是康復者,只是因為他是生手。也試過有熟客打電話來投訴學員介紹出錯,令他買錯東西,在電話中罵「黐線佬」。阿輝聽後回應:「不好意思,我們只是精神病康復者,但不是黐線佬。」對方連忙道歉。

店子的環境讓康復者習慣工作,訓練零售技巧並提升溝通能力。有的學員不懂得笑,面部緊繃,但沒有惡意。有的容易出汗,體味濃烈,便多給幾套衣服替換。有的學員專注力不好,計數有困難,不能收銀但是可以理貨。這裏對員工確實多了一份呵護,但對技能和能力的要求卻沒有降低。

「這才是社企的意義,並非要別人來接濟,擺幾個捐款箱就行了。我們一班精神病康復者和普通人一樣,希望得到尊重,而非同情。康復者也有正常人的能力,可以提供出色服務。我最希望大眾將康復者視作社會一分子,而非『這班人』。」

新生會社會企業署任總經理潘詠霞說,在社企受訓的學員,每個崗位最多停留兩年,表現好的甚至可獲聘為職員。對顧客及社會而言,社會企業亦起着教育和宣傳的作用,讓市民透過親身接觸,消除對康復者的歧視和誤解。社企身處真實的社區環境,又要自負盈虧,與其他店舖沒分別。「我們講究品牌和形象包裝,正是希望大眾不要覺得社企的服務就是『次等』,銷售健康食材的店舖與時尚掛鈎,競爭激烈,隨時都要緊貼市場資訊。透過產品和服務,並由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去溝通,康復者也能身體力行。目前收支平衡,就是好例證。」

(刊於《明周》2410期〈精神病患復元崎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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