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由隔離監控到融入社區 - 明周文化

【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由隔離監控到融入社區

撰文: 陳伊敏     攝影: 明周攝影部

17 Jan 2015

21 22開放式院──青山醫院於六十年代啟用,是本港精神治療成型的開端。圖為當時的病房、服務大樓及露台的舊貌。

在百多年前的今天,人們並不知道精神病是一種疾病,只以為是邪氣、冤孽、鬼怪附體所致,精神病稱之為癲狂。在高街精神病院未建立時(成立於1892年),香港早期的精神病人,大多被送到廣州芳村精神病院。

1875年,香港第一所臨時性精神病院於中環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出現,但服務形式只局限於為精神病患者提供監管式的護理,談不上什麼醫學治療,因此香港精神科服務在初始階段被稱為「精神病院年代」,甚至被貶作「瘋人院年代」(asylum era)。

香港現代精神科醫學則自1948年開始,精神科醫生葉寶明從英國來港就任香港精神病院院長時開始。六十年代,精神治療設施逐步開設,當中包括興建青山醫院和油麻地精神科中心。

「捉你入青山!」青山醫院在大眾心目中的傳統印象,彷彿是「癲人」的居所。說起青山醫院,一般人總會將之與嚴密監控精神病人的「瘋人院」劃上等號,這個誤解至今仍然存在。

「作為香港第一間精神病院,提供院舍化治療,當時藥物不先進,吃完手震像『發蛋』一樣,經受副作用的形象太強烈,很難『洗底』。」青山醫院精神科社康服務顧問護師梅杏春說,對於精神病人,從監獄、幽閉收容所、院舍式治療,發展到社區化照顧,過往的監護式住院模式,已邁向以個人為本的治療及護理模式。

告別監護治療

在青山醫院歷史文物館中,會看到不少約束衣。約束,是使用安全背心/約束帶限制病者活動,防止病者自我傷害或者傷害他人。約束是一項醫生處方的程序,是處理失控病者的最後對策。隨着時代變遷,約束衣趨向更加減輕不適感,約束時間亦以最短為佳。

25磁力約束帶──2000年購買,代替了使用三角繃帶約束情緒不穩定的病人。此類約束帶以鈕形磁力鎖將之繫穩,要用特製的磁力鎖匙才可將鎖開啟。

青山醫院於1961年啟用,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精神科專科醫院,醫院原設計是提供1,000張病牀,1988年是青山醫院最擠迫的時期,共有2,000多名住院精神病患者。隨着病人增加,醫院重建工程於2006年完成,現時約有1,100多張病牀,以接收自願和非自願入院的病人。

當年青山醫院的特色是交通不便、自成一個獨立社區。但醫院的專業設計在六十年代算得上相當先進,例如收藏電線、有鎖插座(避免病人誤觸)、易操作門匙方便在緊急時護士可輕易打開;與一般人對精神病院幽閉的想像不同,青山醫院是「門常開」,病房和花園都是開放式,外面的路人可以跟裏面的人打招呼。全院的佈局,都是直接沿襲自英國醫院的設計。

當年病人是「院舍化」治療,病人在院舍內聽從命令,缺乏自我生活,容易導致不懂自我管理和調節。但過往的「監護式」住院模式如今已邁向以個人為本的治療及護理模式,強調病人參與和選擇。

2010年,醫管局推出「個案復康支援計劃」,有別於以往入院治療、出院覆診的模式,增設了「個案經理」,由「個案經理」長時間跟進嚴重精神病康復者,與他們建立夥伴關係,設定治療計劃。

「康復進程」服務模式

梅杏春介紹,出院的嚴重精神病康復者,會有個案經理貼身跟進康復者在社區中的生活。精神、身體狀況需要多一點關注的患者,則由精神科護士當個案經理;有家庭關係事務要處理的,則會由社工當個案經理;如果康復者在工作需要指引多一些,則由職業治療師當個案經理。在推行個案經理之前,每個社康護士負責九十個個案,疲於奔命,只看臨效果不要復發入院,上門了解的盡是吃藥打針情況,無法深入到個人層面。現在每位個案經理照顧五十名康復者,可以建立更好的關係。

23院舍生活──六、七十年代青山醫院治療部的木工工場及室外運動場,圖中可見當時的病患者從事各類活動的情景。

梅杏春認為,精神病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需要,出院後走哪條路更合適自己?病人的康復之路應該由自己決定。而康復的定義對每個人都不同。對家庭主婦來說,早上可以不眼睏煮早餐給孩子、聽老公講心事不打瞌睡,就是康復;年輕男士覺得有份工作而非只留在庇護工場、樓下看更叫他一聲「陳生」而非當他「癲佬」,就是康復。康復既有臨意義如不用入院、精神狀況穩定等,亦有個人生活質素的定義。

2010年,青山醫院推行「康復進程」服務模式,成為全港先例。傳統精神科治療着重藥物及心理治療,治療計劃由醫護人員制訂,病人較少參與其治療及康復計劃。「康復進程」服務模式卻不只着重病情控制,亦重視病人的參與及選擇,病人與醫護人員一起討論,訂立一套個人化及以病人強項為本的康復計劃,是近年國際間高度認同的服務模式。

復康者的dream job

不少康復者在入職時,填寫健康情況一欄,掙扎着是否誠實地填寫有「精神病」,常會擔心有不好的後果。但「朋輩支援專家」這份工作,正正需要有患精神病的經歷。

「康復進程」注重夥伴關係及朋輩間的相互支持。青山醫院自2011年首次聘請精神病康復者為「朋輩支援專家」,以「過來人」的身份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支援。此職位的入職主要條件是「有精神病紀錄」。

「這顆藥吃完,口會有點涼涼的。」這種感覺,甚至連醫護人員也未必知道。陳莉虹是全港首位全職「朋輩支援專家」。與社康團隊一起外展探訪、為住院精神病人搞活動,分享復康經驗。

她曾是美國上市企業的精英管理人員,年薪過百萬,就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患了躁狂抑鬱症。離開職場照顧身體一段時間後,很努力嘗試新生活,可惜無論是收銀員、補習老師還是保險經紀,一向人提到自己都有情緒病,就很快失去工作。「希望可以幫到同路人面對自己的病,令社會有更多正面看法。」

吃藥對康復者往往是一種障礙。「大多數患者能不吃藥就不吃,一來因為副作用,二來藥量彷彿代表了病的程度。」她說,很多人好了一點就自行停藥,導致病情不斷反覆。她常和同行者分享如何面對服藥這件事。「副作用也是有辦法對付的,例如口乾,可以含冰塊、甘草、或飲檸檬水。」

近年愈來愈多精神病康復者經過訓練後,受聘於精神健康領域的NGO。他們以「過來人」的寶貴經驗來傳送復元的希望。新生精神康復會全職朋輩支援工作員 Grace便形容:「這是一份dream job,曾經的困擾現在卻成為工作優勢,擺脫『精神病患者』的污名,正因為有這樣寶貴的經歷,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當她去到自己曾住過的病房分享時,病友都投以羨慕的眼神:「我也很想做到這樣啊!」

「當家屬不便去問患病的家人是什麼狀況時,我會和他們分享,讓他們知道病人的角度有多辛苦。」很多人最初也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病,她亦曾經如是。在任職小學教師期間,她患上躁鬱症。醫生說要長期吃藥,彷彿一生都要掛着精神病這個污名。「既然我還在吃藥,如何告訴別人我好了呢? 」後來她慢慢才體會到,「康復」不代表不再復發,這是必須接受的狀態。

「『我』只等於精神病人嗎?我的人生還有其他部分。病令我更加反思自己的不足。病就像是暴風雨一樣摧滅了一切,但雨後可能會出現彩虹。」

重建互信

香港心理衞生會的朋輩支援工作員鳳儀亦有類似的感受:「病是一個禮物,讓我能夠成為同路人的祝福,是我活着的意義。」她曾因精神病失去處事能力,變成四五歲小孩,什麼都不懂,就像生銹的機器。後來因為參加小組建立人際網絡、勤力進修,慢慢走出幽谷。她與同路人分享「精神健康秘笈」時,討論觸發危機事件及應對計劃,氣氛十分融洽,大家都很交心。她用自己做例子鼓舞組員:「我最親的人是媽媽,一旦她入院便是我最大的危機。到時候可能會很慌張,腦很亂,什麼都想不到。因此狀態好時就要寫下備忘錄,一有警號就找社工和醫生幫忙,情況惡化就要收拾好東西隨時準備入急診或入院。」

「一隻蝴蝶安然停留在人手上,多麼令人震撼。」 另一位朋輩支援工作員Bonny則以攝影作品鼓勵同路人,「回到原始狀態的情感中,感受草木皆有情。讓此情再度起步,重建人間之互信。

1421307592726sl2_a32fda152434646d564d0c4962ed2609重拾互信:走到大自然,展開本真的自己,回到原始狀態的情感中,感受草木皆有情。讓此情再度起步,重建人間之互信。(圖片由Bonny提供)

「這份工作令我對自我價值有清晰的定位,肯定過往的不幸。」她當初無法接受自己患上抑鬱症,「連自己也抗拒自己,整天盼望自己有絕症。」她看精神科醫生,又見臨心理學家,一進治療室腦子卻空白一片,千方百計都打不開心結。「想過自己沒得救。」後來,她在偶然間發現攝影能幫她從另外的角度,探索自己的內心,「繞過理智的我,擺脫強悍的防衞機制,跳出來如實地訴說內心的不安。」

復元不是復原

新生會專業服務經理(社區服務)羅德明介紹,精神病對患者生活有很大衝擊,例如與家人關係、社交、工作、經濟收入,甚至社會階梯向下流,生命彷彿不再是自己的主宰。過去以「治療」模式控制病徵,後來發展到「復康」,給病人提供服務和幫助,而復元(Recovery)則是一個嶄新的精神復康概念,將康復者視為「整全的人」而非「精神病病人」,也不再視為他們為精神病康復羣體,而是每一個個人復元者。 每一位康復者都有獨特的優勢和抗逆力,也有各自的喜好和需要,復元旅程是獨一無二的。在個人復元計劃中,康復者是自己的駕駛員,其他人只是在旁同行。

Recovery一般被翻譯為「復元」,意味着「恢復元氣,從頭開始」的意思,而「元」字亦含有「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意思。「復元」強調「元氣」,指的是過程中萌生與生命力的再現,不只衡量康復者是否回復原來的狀況(復原),更着重自我接納、個人經驗及成長的過程。本土化的復元概念包括十一個元素:(個人層面)個人化、自主與選擇、責任、康復者參與;(支援層面)家人參與、朋輩支援、重視個人優勢、尊重與反污名;(普及層面)整全性、起伏中成長,以及希望。

利民會總幹事馮祥添指出,不能再將精神病簡單醫療化,可用中醫「複方」觀念來面對精神病。過去以醫生為主導,如今發展到多領域介入,例如房屋署、家人、醫生、心理輔導、社工,不只是開藥,而是培養盼望,重建生活。

然而,這條復元之路,落實到現實社會中,卻不如想像中平坦……

綜合社區中心難落腳

2010年社署開始提供一站式、以地區為本的社區支援復康服務「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以下簡稱「綜合社區中心」),並推展至全港十八區共廿四個服務點。然而,調查卻發現,四成人拒絕在自己的社會安置復康設施,多間中心的選址迄今仍未落實。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程志剛更表示,不少中心只能臨時租用商業樓宇、或與其他NGO合作借用地方,對於原本已是社交退縮的康復者而言,歸屬感難以建立。

27康復者融入社區,與街坊一起學習瑜伽。

新生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安泰軒」,落戶於旺角鬧市實在來之不易。油尖旺很少公共屋邨,尋找會址大費周章,遍尋各種私人樓宇,三年多時間方在一個空置的補習社落腳。最初租用位於彌敦道的商廈做辦事處,但業主規定只能作為職員辦公室,康復者不得前來。諷刺的是,辦公室隔壁就是一間財務公司。當時中心職員約見會員時,只能在麥當勞、公園,或者借用其他NGO辦公室,因此經常拖着行李箱裝住活動器材。

「與康復者日常接觸,才會消除誤解。」 羅德明發現,大眾受報章報道影響,把精神病和暴力罪行連繫起來,認為康復者很可怕,需要隔離。或以為有了綜合中心,會積聚更多「這種人」。「可是康復者本來就住社區,就像區內有消防局也不會令火警增加。」

「精神病患者會令社區變得危險嗎?他們受到照顧才安全!」馮祥添說,大眾一般誤解精神病人有暴力,但其實更大部分患者是自殘和自殺,遠多於傷害別人。同時,康復者不會昨天一停藥今天便馬上復發,因藥效是長期的,不記得吃一兩次不會有問題,需要身邊人觀察不穩定狀況才可以避免突發事件。 如果康復者已經穩定,基本毋須特別小心翼翼,只需視之與普通人一樣。「『我感冒』不害怕告訴別人。但『我患精神病』卻那麼羞於令人知道?精神病康復者首先不要自我歧視。」

真正的復康網絡

回顧政府對精神康復者的支援,落實到社區則面對重大的壓力。由社署制訂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包括偶訪服務、外展服務、個案輔導工作、治療及支援小組工作、網絡服務,包括社交及康樂活動、日間訓練、外展職業治療服務、舉辦教育活動……但羅德明指出,這種「一站式服務」簡直一網打盡,無論少年婦女老人的精神狀況都要回應,工作量與日俱增。若想深入發展專項例如老人精神病,也因人手問題無法展開。

程志剛則說,以往每位社工負責五十個個案,現在卻要負責七、八十個,且個案仍在不斷增加,同時還要做公眾教育和小組活動及外展。中心每年要服務1,000個會員,重點針對病識感差或者情況不穩定的康復者,而精神病本身常有起伏,對於一些情況較穩定的個案,他們極需要社交聯誼網絡,卻可能因為活動少了、互動少了而漸漸流失,在遇到壓力的時候,也無人第一時間知道,增添病情復發的機會。

28康復者在藝術治療課完成的作品。

醫管局現時共有3,607張精神科病牀,隨着由住院照顧轉而至社區照顧,意味着康復者需要更多的社區服務作支援。程志剛認為,現況未能配合社區為本的復康服務的轉型。現時,本港中途宿舍只有1,500個宿位,輪候期由半年到七個月左右,長期護理院則要輪候三年左右。醫社間的合作和服務銜接亦十分重要,但現時醫管局並不會將所有離院個案均轉介至地區中心。個案經理主要跟進嚴重的精神病患者,大多數為期一年,之後未必會將個案轉介到NGO。根據幾年前的數據,只有6%出院個人會轉介到精神復康照顧服務中。加上病人及家屬不熟悉社區服務,病人出院後仍缺乏全面續顧服務。

「所謂社區為本,並非將復康設施擺放在社區當中,而是整個社區一起接納康復者,一起投入照顧。真正的復康網絡,應該是勞工、土地、醫療、福利、教育、住屋、就業、法例等方面的政策都需要整合。可惜目前香港精神健康服務都是非政策性而是回應性的,出事了再處理。」程志剛說。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曾指出,實施精神健康政策實非單一政府部門的職責。但目前食衞署、勞福局、醫管局和社署各自為政,缺乏統籌、監察、成效管理及問責機制。該議會認為,政府不止要繼續加強、改善精神健康的服務,亦應與持份者共同制訂長遠政策,設立一個有權有責的精神健康公署,就人手及其他資源要求作更好的規劃,確保跨界別的協作及提供綜合精神健康服務的質量,能夠切合市民的不同需要,並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權利。

(刊於《明周》2410期〈精神病患復元崎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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