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羅恩惠】「我極度憤怒 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 - 明周文化

【人物專訪-羅恩惠】「我極度憤怒 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

撰文: 蘇美智     攝影: 劉玉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3 J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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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月 vs 廿一秒

羅恩惠對真相的執着近乎潔癖,筆下每個情節都用很多力氣從海量資料中爬梳出來。製作紀錄片的四年中有八個月,她像上班一樣差不多天天跑歷史檔案館,從早到晚查證六七暴動的事實。惟事實已經消失。

在官方檔案裏,1967,原來只餘全長廿一秒的新聞處影片,片中是一堆行來行去的人。大有街沒有了、膠花廠沒有了、摩星嶺集中營沒有了,幾吋厚的大型文件夾內,剩下無關痛癢的薄薄一疊,關鍵資料一筆不留。

羅恩惠以烏龜的速度,先從1967年看起,要找的找不到,遂把心一橫翻前到56年的右派暴動,看當年有什麼,來對照後來缺什麼。起初她用重要的關鍵詞來召喚檔案,後來天馬行空亂撞一通,hospital、teens、red、helicopter、against、daily life……沒頭沒腦莫名其妙,讀着叫人感到一種近乎絕望的狀態。「但 “border” 這個字有意外收穫,最豐富是找到監獄長放假表和接待之客人。」

她期望交上好運,撿到有人來不及帶走的、或者根本想不起原來遺下了的東西。

旁人看到她像石像一樣端坐翻資料,卻看不到她內心翻騰,非常抑壓。她沉着氣,坐足八個月才問當時在檔案館的一位主任:1967年的影像究竟在哪兒?對方答:主權回歸那年忙,曾找實習生為影片資料轉換格式,不知是否遺漏了。

「我極度憤怒,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羅恩惠說時,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迸出來,很用力。

她堅信真相藏不住,這邊廂撞牆,那邊廂跑到大學圖書館看報紙微縮,又因為沒經費去英國,只好越洋找記者朋友代查解密檔案。同一件事,至少比對五份報紙確認基本事實,看壞了眼睛。

「我把那些發現藏在心裏不哼聲,直到某次向其中一個(左派)引路人說:那事不是這樣發生的,《大公報》完全扭曲了。對方聽了很不開心,完全不能接受,像是受到攻擊的反應。」

她說的是暴動參與者蔡南之死。當年《明報》報道,蔡南在示威中站上欄杆掟玻璃樽掟石,被人從後開槍擊斃,相片顯示他腰間繫了三角銼,疑是暴徒首領。後來她查到《大公報》和《文匯報》統一發稿的另一個版本:蔡南在悼念活動中發現港英特務,為保護年輕人與警衝突,腰間中槍致死。文中寫「黃皮豬」、「白皮狗」,也寫「那些豬狗大驚失色,夾着尾巴,急急遁去」。

在受訪老人的記憶中,這些情節生動有如武俠小說,還有人說港英不准收屍,遺體爛掉。羅恩惠不放過傳言,花力氣尋訪死者家屬,透過第三者得到確認:為親人收屍沒遇上困難。

「人死了,還要被『老作』一大輪,是對死者的尊重嗎?為鼓吹民族情緒、鼓吹仇恨,什麼都說得出來。」

然而,真相被蒙蔽得太久,原來只要輕輕一碰,縱未及痛處,老人已然崩潰。而且對猶在陣營中的人來說,了解真相似乎還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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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後的變化 

2014年的雨傘運動,令六七經歷者的處境產生微妙變化。

「他們忽然被徵召到深圳參加三天兩夜的反思營,宣揚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有危機,同場簡報的還有中聯辦官員。在周融號召的遊行中,六七動力研究社第一次拉開旗幟,看到彼此都穿上制服,好興奮。」羅恩惠說:「我想我有少許明白,那是獲得接納重新歸隊的心情。」

「氣氛不同了,他們又進入鬥爭狀態,那些對學生的抹黑和攻擊,不正是他們從前的影子?﹗」

這對羅恩惠最直接的影響是:她無法再以原本的心情和軌迹,繼續紀錄片工作。冷靜下來,決定換個方式──拉闊畫面,看更大的歷史。那意味着更多訪問、更多查證。

她找上前摩星嶺集中營被囚人士劉文成、《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的妻兒、時任新聯電影公司總經理廖一原的妻女、曾向港英要求「善待政治犯」的葉錫恩、一度被擄到中方的前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冒險走進示威陣營拍下經典照片的攝影師陳橋……

還有已經移民加拿大的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當年負責動員和組織「灰線」學生(即就讀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對方在訪問前的電郵裏寫道:「聽說你們來訪問,我高興之餘卻又擔心,一方面高興終於有人做這件事,這是我多年的願望,但另一方面是恐怕我已不能勝任,能講這麼多話嗎?」這位術後虛弱的七旬長者,主動要求向香港市民道歉,撑着病體深深鞠躬。

這些人一一來到羅恩惠的鏡頭前,回憶、憤恨、追討、懺悔、懷念、抱不平……把歷史碎片一片一片併回去。

2015年4月,她覺得該找的都找到了,是時候竣工,但心中一隅隱隱擔心:這段歷史錯綜複雜,自己有遺漏嗎?這時她從前輩口中知道一位叫吳荻舟的前人,也知道他的女兒吳輝留着父親的遺稿《六七筆記》。

好人壞人好人壞人……?

吳荻舟,1950年代中共駐港領導人之一,1962年調回北京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針對香港形勢變化,外辦、外交部與中央調查部組成「聯合辦公室」,吳任「羣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1967年,他戴上「叛徒」和「假黨員」等五頂帽子,一家八口被下放到八個省市的農場和工廠等,一個兒子自殺身亡。

幾經交流,羅恩惠終於看到筆記。它握起來僅手掌大,字迹潦草,但有條有理分點分項,載着她遍尋不獲的歷史,而且來自那樣的權力高度。她窩在圖書館看足四天,當中兩筆記錄尤其動魄驚心──有一回,有人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八千四百把大鐮刀來港行動,被發現時刀已抵達深圳;另一回,有人訛稱「中央指示」,要把招商局一艘船上的軍火分發到左派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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