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人為何特別怕死? - 明周文化

亞洲人為何特別怕死?

撰文: 伍詠欣     攝影: 譚志榮、周耀恩

01 Apr 2017

亞洲人為何特別怕死?當外國已經推行樹葬及冰葬的綠色殯葬,亞洲不少人依然有保留全屍、入土為安的觀念。面臨家人離世,捐贈器官與遺體的決定依然會引起爭拗。無論是流行文化指標的南韓,信奉國王的泰國,還是值得香港借鏡的台灣,都在捐贈議題上面對類似的困難。香港大學早前舉辦國際醫學會議,邀請亞洲各國教授分享心得,記者分別訪問了韓國、泰國及台灣的教授。究竟亞洲人為何特別怕死?答案也許可以從各國的殯葬文化找到。

南韓:要死?等等,你夠錢死嗎?

「我也未肯定自己會否在去世後捐贈遺體給大學。」首爾國立大學解剖學系副教授Jae Seung Kang說。「南韓人本身已經保守,醫學界的教授更可謂全國最保守。我每日都教導解剖學,知道學生真的要在遺體落刀,難免有點卻步。」南韓的流行文化席捲全球,這個看似走在潮流尖端的國家,處理死亡的觀念卻是來自傳統的儒家思想。「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我沒想到一位南韓教授會說出孔子二千五百年前的金句,原來這句說話在今日的韓國人心中依然相當有份量。

南韓共有四十一間醫學院,每間大學都要自行負責教學或研究使用的遺體。為了「吸引」捐贈者,首爾大學以「急凍」代替「防腐」,捐贈者的遺體急凍後會於六個月使用,縮短家屬等候處理殯葬的時間。「南韓只有兩間大學提供急凍存放技術,首爾學是其中一間,也是民眾捐贈遺體的首選。」

政府與商界一直合力向國際社會展示南韓華麗的一面,風光背後卻背負着全球第一的自殺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35個成員國之中,南韓的社福開支排倒數第二,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南韓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目前大約有兩成需要靠政府的資助維生。面對沉重的政治、財務或學業壓力,無論是長者還是年輕人,都有人選擇了結生命。不堪困苦生活的老人家曾向親友透露尋死的想法,卻反被叮囑:要先儲夠殮葬費。

「不少自殺者,特別是年輕人,都希望捐出自己的遺體,不想為家人帶來煩惱。只是部分傳統的家屬,依然會因為觀念問題而忽視死者的意願。」Jae Seung Kang教授表示,首爾大學每年收到大約三十副捐贈的遺體,原因是醫學院會支付死者的所有殮葬費用。雖然要靠經濟誘因,但能推動人們反思身後事,也是重要的第一步。

左起:首爾國立大學解剖學助理教授Jae Seung Kang、泰國瑪希敦大學解剖學助理教授Supin Chompoopong、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基礎醫學助理教授。

左起:首爾國立大學解剖學助理教授Jae Seung Kang、泰國瑪希敦大學解剖學助理教授Supin Chompoopong、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基礎醫學助理教授。

泰國:一個人 一場開悟 刺激捐贈遺體人數

泰國人篤信佛教,相信輪迴投胎之說,同時十分重視保存遺體的完整。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泰國一直使用無人認領的遺體作醫學研究用途。泰國三十年前開始接受遺體捐贈,但是民間的支持不大。直到泰王正式通過支持器官及遺體捐贈之後,才令泰國人關注此議題。去年泰王逝世,登記捐贈遺體以及實際捐贈數字皆明顯增加。「我們試過一星期之內收到超過200人登記捐贈遺體。」來自泰國瑪希敦大學的助理教授Supin Chompoopong說。

「除了因為泰王的呼籲,也因為成為ajarn yai(大體老師)是一種榮譽。」每年醫學院開課前會舉行致敬儀式,課程完結時亦會有火葬儀式。「致敬儀式有僧侶參加,火葬儀式則由醫學生列隊恭送棺木,領着所有大體老師的相片,舉行撒灰儀式。」目前泰國有22間學校提供醫學課程,每年都有超過七千人捐出遺體作解剖及研究用途。

雖然院校不用擔心遺體捐贈的數字,但是器官的捐贈數字仍然偏低。Supin Chompoopong表示,即使登記人數有增加,但是不少親屬都會反對。「人們開始接受,成為大體老師是殯葬儀式的一個過程。不過人們依然相信要保存遺體完整,因為器官捐了出去會令先人不能順利投胎。」教授坦言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要改變人們根深柢固的觀念。

台灣:受到敬重可以抵消死亡的恐懼

台灣目前除了花蓮的慈濟大學因宗教關係,有相對穩定的大體捐贈來源之外,其餘醫學院每年還是需要使用無人認領的遺體作解剖用途。

助理教授王霈於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醫學院任教,被問到是否願意捐出遺體,他說:「我是願意的,不會因為肉體被切割而覺得不被尊重,我知道同學在這個過程會有所得着。」叫王霈放不下心的是學生學習的態度。「因為我經常身在教學現場,十分明白學生再專心努力也好,總會有失手或不經意的時候。」所謂不經意,並不是指不尊重大體老師,但是學生也只是年輕人,他們還需要時間慢慢理解生死,以及生命教育的意義。

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生死的看法都會不同,王霈說:「年輕的時候,生死距離自己好像很遠。人到中年,開始介懷生死,反倒是到老年會比較看得開,那是一種對生命的覺察。」他認為,一個人是否決定捐贈器官或遺體,經濟負擔、宗教觀念、文化習俗等等只是表面原因,恐懼才是背後的主因。「想得通生死的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信念。」他說。

醫學院在2009年開始為大體老師舉行致敬及送別儀式之後,捐贈人數亦有所增加。王霈說,捐贈者都有一個夢想,希望學生可以從他們的身體得到知識,幫助更多人。捨身成為醫學生的老師,是希望學生不要忘記學醫的初心。

重視殯葬儀式,可以是出於對輪迴重生的執着,也可以是家人表達思念、外人表達尊重的儀式。正如南韓人因為希望保存遺體的完整,傾向縮短遺體存放的時間。但是對於大體老師的親屬而言,家人成為大體老師的過程,也許是悼念的一部分。當家屬與醫學生分享大體老師昔日的生活點滴時,是治癒悲傷的過程。只要不是「形式主義」,只要參與的人明白當中的意義,儀式還是有其存在價值。

回看香港,政府以環保、節省資源作為賣點推銷綠色殯葬,避談生死教育,是否捉錯用神?香港人生前要為一個居所營營役役,死後又要為一個龕位想盡辦法。生也恐懼,死也恐懼。各樣的深層次恐懼,誰去關注,誰去料理?

輔仁大學醫學院完成課程後的送別儀式,家屬也被邀請出席。

輔仁大學醫學院完成課程後的送別儀式,家屬也被邀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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