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短評】 當「正義」垂指可得的年代 廣告牌如何殺人? - 明周文化

【編輯短評】 當「正義」垂指可得的年代 廣告牌如何殺人?

撰文: 關震海

05 Mar 2018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來到香港譯成《廣告牌殺人事件》(後稱:《廣告牌》),中文譯名的妙處,是譯者懂得導演Martin McDonagh的電影語言。《廣告牌》將三塊平面的廣告牌變成照妖鏡,折射出一個小城眾人心中的公義 – 各自表述的「公義」在今日真的會殺人的。

三塊廣告牌 的排序 -  “Raped While Dying”(姦殺), “AND STILL NO ARRESTS?”  “HOW COME CHIEF WILLOUGHBY?”。 井然有序的廣告牌直立在鎮口的路,有如一篇文章的標題。第一句是事實陳述;第二句的「STILL」略帶主觀性的結果 ─ 仍然未捉拿兇手;第三句矛頭直指警署警長,即是我們的用語「問責」。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Year : 2017 USA / UK Director : Martin McDonagh Woody Harrelson, Sam Rockwell Photo: Merrick Morton. It is forbidden to reproduce the photograph out of context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film. It must be credited to the Film Company and/or the photographer assigned by or authorized by/allowed on the set by the Film Company. Restricted to Editorial Use. Photo12 does not grant publicity rights of the persons represented.

米德烈太太(Mildred)接受記者訪問時,被問及為何要指明警長。Mildred輕描淡寫回答:「他是警署最大的,事件總需要人負責。」三塊廣告牌顯盡問責的決心,失女之母終究要查明真相,這是Mildred心中的公義。離遠一點看巨型廣告牌,整件事是對件事,多於對人,最後看似是Mildred對頭人也替她付清一年廣告牌的費用,這說中了鄭國江先生所填的歌《難為正邪定分界》,說到底世俗間脫去江湖中的角色扮演,心中彼此有公義的尺,局內人只好嘆奈何「彼此也在捱」。

當變成羣體Battle

看似象徵心中公義、來自資本主義的產物「廣告牌」,為何足以殺人?《廣告牌》的導演兼編劇Martin McDonagh 妙在編寫一件個人事件,當提升至羣體的社會層次,社會事件很難被理解成「個別事件」。

三牌廣告牌,映照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牌「廣告牌」。「呢塊廣告牌已經令到好多人唔開心喇…」,Mildred還未與警長私下對話,鎮上宗教代表,甚至素未謀面的醫生紛紛用自己的渠道表態,包含Mildred心中的公義已經令人「唔開心」。另一邊廂,黑人與其他被欺壓的小數羣眾支持Mildred,漸漸變成涇渭分明的派系,互相區隔排斥,又不問事件的究竟。這令筆者明白近年為何有很多訪受者在我面前說,想講出他們知道的真相時,往往頓了一頓:你是這樣想吧,當在網絡互傳,又變了另一件事了。集體仇恨同樣令我城變得沉默無聲,不再坦誠,傳媒亦然,我亦然。

無知燃點暴力

這個荒廢多年南方小鎮,一路上靜悄悄的,無緣無故的走向暴力之城,《廣告牌》一層層推進講因果,將仇恨與仇恨連接上竟是愚昧無知。警員狄克森(Dixon)母親,Mildred兒子的同學,與前夫的19歲女朋友。他們看似是局外人,沒有直接表態,但一些無知的行動,倉促的說話,或引經據典的荒謬偉論,竟然招惹鎮內「殺人」事件。一鏡看到尾,每個人不是局外人,燃點暴力的「無知」無色無相,卻了佔很重的戲份。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Year : 2017 USA / UK Director : Martin McDonagh Frances McDormand, Woody Harrelson Photo: Merrick Morton. It is forbidden to reproduce the photograph out of context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film. It must be credited to the Film Company and/or the photographer assigned by or authorized by/allowed on the set by the Film Company. Restricted to Editorial Use. Photo12 does not grant publicity rights of the persons represented.

 

事實陳述到問責會傷人?

《廣告牌》是一個時代產物,如果換轉1992年《大時代》方展博一家在身上寫血書做「人肉廣告牌」,當年一家看得痛快,我們不會聯想到由事實陳述到控訴是會「傷人」的。當然以前不會直接要求某人「問責」,但我們理解方展博一家走頭無路,我們知道黑社會是可以隻手遮天,不公的情緒容易轉向黑社會那「五隻蟹」。

今日有很多人會用「廣告標語」,很會用歷史符號去觸動集體意識。那怕是「一個字」的粗口,一句「獨立」,背後大批追隨者紅了眼喊殺。當雙方陷入泥漿摔角時,放大羣體的立場,將事件拋諸腦後,就這樣回到黑幫文革式的鬥爭。人人心中的「廣告牌」都抹去真正問責的人,這才會接受到大埔車禍一個月來只有「公關發言人」與工會替公司解話,忘了問:九巴背後的負責人去了哪裏。

網絡人人表態,手指滑一滑,輕易在公眾取「Like」,取得羣體中「正義」的光環。這種人人容易得到「正義」的年代,事件失焦,模糊背後Big Boss,很多人手執一機原地踏步,失去了行動的動力。仇恨一再輪迴,一次過釋放的能量,未來可能不能再單純用「遊行數字」來衡量。

補選期快到,有候選人提出「香港人,心不死」作口號。心死與否,關乎情緒波動;城市的進步來自「心不盲」,反「反智」,正視陳述事實到問責的「廣告牌」,離遠一點看「廣告牌」,才是做回香港人。

一切,是《廣告牌》告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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