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無一物】本地歷史學者鄧家宙:一場「造佛運動」令佛教生態丕變 - 明周文化

【本來無一物】本地歷史學者鄧家宙:一場「造佛運動」令佛教生態丕變

撰文: 蕭曉華     攝影: 劉玉梅

10 Ap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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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可和尚的榮壽紀念碗子

留下了一隻空碗

「永破無明是最安樂」,寶蓮寺第二代住持筏可法師,榮壽紀念碗子。

物件的收藏者是《香港佛教史》作者鄧家宙博士。他是學者,現為香港史學會執行總監,也是佛教徒,為香港電台節目《空中結緣》的廣播員,同時亦是佛教管理者,曾有十年時間在佛教機構或學校工作。「我也是個市民,我認為社會期望出家人有更高的道德形象,又或可以多些參與社會活動。」

身兼多重身份,他希望能從社會角度研究香港佛教歷史。「因為只從佛教界的角度不夠客觀,好像台灣書的佛教史就有個奇怪角度,當剖析一些歷史事件時,會交代為佛陀早有安排或菩薩出現。」

他的研究起初只是個人興趣,及至修讀碩士課程時,獲教授鼓勵進行研究,以接續葉文意居士在三十年前的學術論文《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每逢假日到道場佛舍訪問抄寫,期間攀山涉水,辛酸自知。事實上,搜集資料困難,訪問法師,他們不一定說,或頗官腔,需花上時間在其他資料和文物中,才理出佛教史跟香港發展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收藏的文物中,有高僧遺物、信札墨寶、法器用具等,即使是一張印經單據或字條,他也用膠袋封存收藏。他說,這些物品除了來自佛教機構的捐贈外,不少是從舊書店、甚至是寺廟附近的路邊拾獲的。他慨嘆,香港佛教的保育意識薄弱,「那是歷史遺下的問題,我們沒有傳統大寺院,沒有把文物留下,有時出家人連住的空間也不夠,很難把文物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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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史》作者鄧家宙博士

戰後大嶼山的清修生活

研究上,鄧家宙曾就明慧法師下山到市區開辦明珠佛學社而進行考據。「他提倡要破邪顯正,為什麼要如此着力?」

後人均知道,明慧法師在1965年受聘於經緯書院,故在市區需要一個地方歇腳,因而成立明珠佛學社。至於明慧法師在寶蓮寺的出家生活,可曾提及?現任社長劉錦華不諱言,明慧法師的講經錄音帶中,偶然會述及寶連寺的制度弊陋。第二任副社長黃家樹曾撰文說:「法師生前矢志改革佛教的弊陋,不惜捨棄既得的地位名利,從零開始去建設明珠這個清淨的小天地。」

「明慧法師是筏可法師的大弟子,當時任當家師是管理財政的。」他說,戰後,二人南下到港,原初在寶蓮寺過的都是清修的叢林生活。1958年,明慧法師編撰的《大嶼山誌》,書中記載了山中風俗文化,僧眾沿襲禪農生活,每天燒柴煮飯,取用山水,「不過,《大》內他提及筏可法師重訂寶蓮寺的念誦規約,提到收錢做法事的原則。據我推斷,兩人就着弘法的路向出現分歧。」

鄧家宙說,當時大嶼山並無車路直達,人迹罕至。「六十年代,筏可法師決定興建大雄寶殿。他是一個擅長行政公關的出家人,在擔任住持的立場看來,山上僧侶眾多(當年有二千三百人,寶蓮寺是十方寺院,要照顧其他小寺院和大澳居民),故希望營造大寺院的景觀來吸引信徒,增加收入。這樣,也連帶需要興建交通配套,還有下一步的計劃,就是興建天壇大佛,發展佛教旅遊化。明慧法師是一個着重修行的文人,並不贊同這方向,遂毅然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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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大佛佛臉石膏倒模

1970年,寶蓮大雄寶殿落成,舉行開光儀式時,便請來行政局非官守護員關祖堯爵士,他在現場公布即將興建天壇大佛,並說期望與台灣彰化大佛和日本鎌倉大佛鼎足而三。

當時天壇大佛造價6800萬,以航天科技興建,由原初混凝土建造,到發現技術困難而改以青銅鑄造佛身,還需要昂平擴闊道路工程配合,所花人力物力難以估量。大佛於1993年落成,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到訪觀光。

「當年筏可法師決定興建大佛,已是他的晚年時期,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細節交由一位使者去處理,而這位使者剛出家,是筏可法師的外甥,從小到大在寺院長大,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也未曾參與真實的商業社會活動,他就是寶蓮寺第七任住持釋智慧法師。而近年,佛教界不少風波,都跟釋智慧法師或寶蓮寺不無關係。」鄧家宙說。據資料顯示,釋智慧法師2005年起出任住持10年間,寶蓮寺總資產由6億升至2015年的逾13億元,2016年更已逾14億元,收入包括來自齋菜、售賣紀念品及法事儀式,以2016年為例,總收入達1.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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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嶼山上的僧眾。

旅遊收益龐大 清淨地失守

鄧家宙說,天壇大佛的落成,改變了香港和中國佛教的生態發展。他說,因為「科技化大佛」的數據可以複製,繼而不少寺院也爭相仿效,紛紛興建大型佛像。這種發展路線,他在研究上稱為「寶蓮模式」:寺院以家族制或嫡系傳承,興建大佛發展旅遊,吸引信眾帶來財富,僧人生活得以改善,獲政府邀請參與公職或領發勳章,但令僧人處於一個難以修行的外在環境。

「明慧法師和筏可法師的弘法方向,是兩條路線,前者雖然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但能維持原則、清修、單純;後者改善僧人生活,道德綱紀卻受到破壞。

「參考台灣的佛光山,一樣是大企業,但他們致力發展文化、慈善、教育,內部有培訓制度,像羅馬教廷,有委員會選舉。寶蓮寺在社會、福利、內部培訓也追不上,十幾億資產,寺院有三十個僧人;公益事務,只有兩間學校和寺內的安老院,收入和支出不符。

「佛教的過度商業化,已是無法回頭。」他慨嘆道。

m180321-siu-202_《普賢菩薩行願品》的印經板

寺院遭拆毀 印經板歷劫倖存

《普賢菩薩行願品》印經板,由鄧家宙博士於沙田西林寺附近路旁拾得。印經板以木製成,屬線裝書印刷類,其歷史源流已無從考究。

「拾得此經板的時間,大概是西林寺清拆的時候。」鄧家宙分析,由於香港缺乏悠久寺院道場,僧伽(即僧眾)教育制度未能建立,近年佛教出現「青黃不接,後繼無人」的情況。一些寺院因無繼承人接手,出現空置或清拆情況。

青黃不接 廟破人稀

香港沒有官方統計的僧侶數字,但按鄧家宙考究,各大寺院的僧侶人數,扣除戰時臨時收容不算,高峰期平均每間寺院有30人,至於靜室精舍,每個的僧侶人數只有三、兩人,「道場人口少,制度相對鬆散,管理偏向人治」。他說,香港目前大約有三百多間道場,近年因為「僧少粥多」,出現僧侶同時擔任多間道場住持的情況。

「其實過去幾年都有舉辦培訓,如2002年佛教聯合會曾辦『佛教僧伽會』,但只辦了一年,因為沒有幾個畢業生留港弘法。本地大學舉辦的佛學課程,原本也期望藉此『輸入內地專才』,不過,其實除講求學理,也要實修實證,大學課程無法提供這種培訓。」

他說,不少年事已高的僧人,都想找後輩繼承道場,甚至說明會把「個人物業轉名給繼承者」。這是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他說,當年僧侶在來港(多在戰後),因不懂香港法律條文,在成立道場時,以個人名義持有道場,同時由於一直沒有登記成為慈善團體,善信捐款恍如成為僧侶私人財產。不少僧侶以為自己百年歸老後,道場會順理成章移交到繼承人選手上,但往往因未訂立遺囑而引發業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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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在收購或霸佔的地方擺放觀音像,形似供奉,實為霸佔。

鹿湖變天 發展商「法力」無邊

道場業權,不時引起爭議。早年發展商亦覷準香港骨灰龕位短缺的商機,想方設法,收購或霸佔業權不清的道場,甚至同時打周邊農地和郊野公園主意。

2010年,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成員謝世傑,一天收到大嶼山鹿湖寺院的僧侶求助,表示屢受鄰近售賣骨灰龕的勢力滋擾,並在他們寺院地皮範圍放置巨型觀音像和牌匾霸地。

「當時發展商計劃收購延慶寺等多間寺廟,還砍伐了該處很多樹木,更把供應鹿湖附近靜室的天然溪流截斷,甚至在一些霸佔得來的寺院內放滿建築材料。」他說,羌山鹿湖村環境清幽,不少寺院都是很早期興建的,包括已被列為二級歷史文物古蹟的寺廟。當中的鹿湖精舍建於光緒年間,有至今差不多有一百三十年歷史。

「那時一些荒廢多年寺院,陸續有僧侶回來進行修葺,以免被人霸佔。」當時佛教界也打破沉默,召開記者會炮轟延慶寺年前被財團收購後,大肆興建非法骨灰龕出售牟利,違反佛家宗旨,而且帶頭破壞佛門清淨地。謝世傑則參與協助港大進行鹿湖口述歷史計劃,將當地的文化和宗教歷史記錄下來;他的組織亦向政府提交請願信,提出立法規管私營骨灰龕場及寺廟違規發展骨灰龕場的問題。

最後,政府公布私營骨灰龕名單,延慶寺被政府歸類為不符合法規定。此外,2015年政府核准鹿湖及羗山分區計劃大綱圖,該圖提供法定土地用途規劃綱要,「以保護自然景觀、獨特的宗教特色及寧靜詳和的環境,使其能與附近北大嶼和南大嶼兩個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美境互相輝映」,鹿湖面對的發展壓力,暫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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