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為何沉默】媽媽的男友侵犯了我 - 媽媽唔係諗佢做錯啲乜 係我做錯啲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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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為何沉默】媽媽的男友侵犯了我 - 媽媽唔係諗佢做錯啲乜 係我做錯啲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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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麗瑤公開被性侵犯一事之後,社會出現一種聲音,不是支持與同情,而是質疑──為什麼不報警?為什麼事隔多年才公開?

毛手毛腳、猥褻說話、非禮、性侵犯──每一個性騷擾行為,背後都隱藏一種有形與無形的權力關係。看不見的權力,永遠是最有效的滅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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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係佢做錯啲乜係我做錯啲乜

「首先諗,我做錯咗啲咩,都唔係諗佢做錯啲咩。」加害者是媽媽的男朋友,一個初中生,腦海只懂得問第二個問題,「點解佢要咁對我」。

多多與寶寶龍在電視上講得很簡單,「將件事話俾你信任嘅人聽。」不過,本來信任的人變成加害者,本來安全的家變成最危險的地方,當時只有十二歲的可楓,只懂得以最簡單的方法解決──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報警的話,要面對所有人的眼光,最擔心是不知道媽媽會如何看待我。

「為什麼我要生存在這個世界?」五歲的可楓問自己。親朋戚友藉詞打罵可楓,重男輕女的父親只會覺得是女兒有錯,打埋一份。父母離婚後,可楓曾經要求媽媽,不要再與其他人在一起。「生父的形象不好,我覺得身邊沒有一個人值得信任,不想媽媽再受傷害。」或者是,可楓自己也不想再受傷害。

媽媽男友侵犯 默不作聲

四年之後,媽媽結識到新男友馬國華。可楓不知道媽媽是否真的開心,但是她看得見家中的經濟得以改善。媽媽一直教導可楓,要提防街外的陌生人,可楓起初對這位媽媽的男友也十分防備。國華耐心教她做一個文靜的女孩子,回到學校,得到老師稱讚,可楓覺得自己終於不再是野孩子,這個「繼父」或者真的有心教好自己。「我沒有爸爸,未感受過父愛,只能從別人的反應,判斷他的好壞。」前前後後,可楓用了三年時間,才開始接受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著背心短褲太隨便?還是同坐沙發,挨身挨勢令他有誤會?」可楓永遠都不會知道答案。她只記得,第一次,就是國華在沙發上撫摸她。家中當時只有他們兩個人,可楓不懂反應,回過神來才懂得藉詞上廁所避開。「好驚,只懂得喊。」她痛哭。

可楓像許多其他受害人一樣,自我責備太隨便。
可楓像許多其他受害人一樣,自我責備太隨便。

媽媽回家之後,可楓裝作沒事發生,她反而更擔心媽媽發現。以往新聞有相關報道,媽媽第一反應並不是指責加害者,而是認為受害者本身行為也有可能不檢點。「如果媽媽發現,會否認為我也是行為不檢點的女孩?」

悲傷埋藏着 醒來一臉眼淚

惡行第一次得逞,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持續了好一段長時間,就連可楓也不記得有多久。她之後記得的另一次,是在睡夢中,感到有人正脫下她的衣服。她不敢聲張,事後只懂得哭。再之後有一次,可楓曾推開他反抗,他說:「我有俾錢你使。」可楓愕然。「他的確幫助屋企好多,難道我就要付出自己嗎?我不是妓女,但是最令我傷心的是,一切都是發生在我接受他之後,他利用了我的信任。」

這個人,直到可楓讀高中才離開。那幾年間,可楓每一天都對自己說「不要記住它」,每一天都向自己洗腦。可是,每一晚睡覺她還是會發夢,夢醒之後一臉眼淚,只覺得無助;每一晚洗澡,擦得滿身通紅,還是擦不掉那種「污穢感」。堆積的情緒無處可逃,可楓藉尖叫、撞牆、打牆、傷害自己,希望肉體的痛可以蓋過內心的痛。

「媽媽要打幾份工,變得又老又皺皮,放棄了自己的時間和個人興趣養大我們,沒有自己想要的東西,都留給我們,真的好辛苦,我不想她再操心。」可楓從小開始就被迫獨立,學會懂事,有什麼不開心,都是自己吞下去。「我知道媽媽不是不愛我,但是她沒有時間。其實,我都好想有人惜自己。」

一個秘密 換回一句冷語

「究竟佢(媽媽男友)知唔知,呢件事影響得我好大?」這句說話,可楓在訪問時提過許多次。整個中學時代,可楓都十分害怕與男同學接觸。輕微的觸碰,她都會甩開甚至推開對方。有時與同學嘻嘻哈哈講笑,忽然,無緣無故大哭,同學不明所以,她也不想解釋。

可楓自畫,童年的無助孤獨(圖左),要到今天長大(圖右),才有力量步出陰霾。
可楓自畫,童年的無助孤獨(圖左),要到今天長大(圖右),才有力量步出陰霾。

可楓一邊害怕身邊人知道,一邊又希望可以找人傾訴,最後她忍耐不住,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說給一個小學認識的朋友聽,二人一直只是靠書信和電話來往。抱着一絲被理解的希望,不料卻換來朋友一句「你係咪諗多咗?」二人之後沒有再聯絡。「當時我感到憤怒和失望,更加覺得,自己不能講出去,其他人會歧視我。」今日回看,可楓明白對方當時只是與自己同齡的少年,不懂處理是十分平常,「但是這事令我往後都不敢再與人交心。」

有一次上課,老師請同學畫折線圖,表達自己由出生至今的快樂指數,可楓只畫了一條毫無起伏的平線。老師問,你沒有經歷過開心的事情嗎?「沒有。」可楓冷冷地說,老師也沒有再追問。另一次上作文課,可楓在文中透露厭世的想法,卻被評為不及格,老師還教訓她不懂欣賞身邊事情的正面。

學校雖然有社工,但是可楓從沒想過要找社工求助。「因為我唔信佢。」記者問,如果真的有老師主動關心,你會說出來嗎?「一個每日見面的人,我都用上三年時間才相信他;一個放學之後就不會見面的老師,我又怎會輕易相信他?」可楓知道,自己很怕再受傷害。「如果我再相信一個人,他又背叛我的話,我能否承受得到?」

日記上了鎖 我還要把它撕個稀爛

訪問過程之中,可楓大部分時間都是哭着說話,不時哭至鼻塞。唯獨講到媽媽與男友分開的時候,她終於笑了一笑。「我不記得他們因何事分開,我只記得那一刻我係超級無敵開心。」可楓開始了寫日記的習慣,將生活上所有不快都寫進日記簿,也將自己想鬧國華的說話都寫出來。「有時翻開,發現每一頁都係唔開心,一件開心的事情都沒有。」

國華離開之後,可楓在日記寫下憤怒與悲傷,卻又擔心家人發現,最後還是將可以上鎖的日記撕得粉碎。
國華離開之後,可楓在日記寫下憤怒與悲傷,卻又擔心家人發現,最後還是將可以上鎖的日記撕得粉碎。

為怕別人讀到內容,可楓買了一本有鎖的日記簿。後來,她又擔心媽媽會找到日記,還是決定丟掉,日記有多碎撕多碎,分開丟去街外不同垃圾桶。「可想而知,我有幾驚別人知道這件事,那種驚,真的講不出來。」

後來一次學童保健,可楓被安排與心理醫生見面。可楓相信醫生的專業,終於講出被性侵犯一事。醫生提議報警,但是可楓不想。醫生之後只講了一句好簡單的說話,「你冇錯,你咩都冇做錯。」憶起這句說話,可楓哭得雙手抖顫,她一直都覺得是自己做錯,才會發生這件事。「之後遇上任何不開心的事情,我都會同自己講,我冇錯,我冇錯。」

再親密也不能說的真相

信任與背叛,是這次訪問的主旋律,也是可楓講述親密關係的時候,最常提及的形容詞。結識第一個的男朋友,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解決」「第一次」。「那時不想別人知道自己不是處女,特意揀經期快要完結的時候上牀。」可楓自嘲,整件事低能又白癡。「除了何姑娘,你是第二個知道的人。」可楓笑說,這是她第二次有笑容的時候。

為了減輕媽媽的負擔,可楓中學畢業就出來工作,也是一個人打幾份工。工作辛苦,有時遇上同事關心,難免會發展出感情。「拍拖我會同對方講,要搵結婚對象就唔好搵我。」可楓擔心,一旦結婚懷孕,小朋友將來受到另一半傷害,就會變成另一個自己。

為免對方抱有長遠發展的假希望,可楓不會分享太多私人感受,聊天話題只限工作和時事,甚至覺得對方噓寒問暖好麻煩。就連隔幾日見一次面,可楓都覺得太頻密。「見面就有機會發生性行為,但是我真的十分抗拒,一點也不享受。」對方要求,可楓通常只會敷衍了事。「腦海只想着快點完,只覺得好痛,我也不知道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的痛。」如此下來,幾段關係,都是對方有外遇作結。「這也不能全怪對方背叛,我的確在情感和肉體上都滿足不了他們的需要。」

這個問題,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
這個問題,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

「我愛你」這三個字,可楓只對一個人真心說過三次,那個人就是上一任女朋友。可楓在小時候已經知道自己是雙性戀,但是性侵犯一事之後,傾向喜歡同性更多。為了滿足家人和社會要求,她才嘗試與異性交往。

「原來真係鍾意一個人,係會關心對方的生活。」可楓就像她以往討厭的男生一樣,問候女友日常大小事。這次,她選擇全心投入,相信對方,可是這份勇氣,敵不過社會對同性戀的歧視。她們拍拖兩年,一張親密合照都沒有影過,女友害怕別人知道她們的關係。最後,這段戀情同樣是因為對方有外遇而終結。經歷好幾段關係,可楓始終沒有向對方坦白自己的過去。「從來都沒有打算講,我不知道對方會否接受,也不知道他們看待我的眼光會否不一樣。」

將來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

這一次分手,比之前任何一次分手來得痛心,可楓患上抑鬱症,在覺得自己快要尋死之際,最後一絲理智,讓她找到專業輔導。明愛曉暉計劃,專門處理童年創傷及性侵犯帶來的情緒困擾。可楓第一次見社工,是四年多之前。「起初真的很辛苦,要將塵封的記憶挖出來。我一直不知道,影響我的不止性侵一事,還有我的童年和家庭。」每星期見面一次,每一次見完都頭痛,「喊到豬頭咁」,往往要幾日才能平復心情。

可楓坦言,被性侵犯之後,常常出現尋死的想法。「只係一諗到我死了就沒有人照顧媽媽,才有動力活下去。」為了自己死後,家人可以改善生活,可楓買了好幾份人壽保險,她坦言自已「唔驚死」。可楓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幸福不要緊,別人幸福她就幸福。直到接受輔導之後,她才開始改變這個想法。

Members of the NGO Rio de Paz hold an exhibit demonstratio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isplaying some 420 panties and portraits of bloodstained women, in Paulista Avenue in Sao Paulo, Brazil on June 10, 2016. According to the NGO some 50,000 women each year are sexually assaulted in Brazil. / AFP PHOTO / Miguel Schincariol
講不出聲,是因為受害者也內化了社會的壓力。(法新社相片 / Miguel Schincariol)

「如果要我形容自己的人生,應該有三分之二都是不開心。未見姑娘之前,就連剩下的三分之一開心也沒有。」三分之一不是指時間上的長短,而是開心的分量。現在她明白要學會先滿足自己的需要,有能力再去分享。

眼下,可楓最希望賺到足夠的錢離開傷心地,可以去其他地方生活。希望找到一個自己鍾意的地方落腳。「最緊要係冇人識我,唔會知我以前係點。」輔導協助可楓慢慢步出童年的陰霾,但是始終未能幫助她找回失去已久的安全感。「以前因為冇錢,咩都做唔到;因為冇錢,才會有外來人入到我們的家。」她說:「現在我的安全感都是建立於金錢之上,有錢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求助無效比不去求助更痛苦

記者問可楓,會否將事實告訴媽媽?「何必要多一個人受傷?」可楓的直覺答案還是先從別人的角度出發。記者再問,為什麼不想媽媽知道?「如果我知道,媽媽當時是知情,而她沒有做任何事幫助我,我情願死咗去好過。」可楓寧願一輩子也不知道答案,也不想面對一個可能十分殘酷的結果。

社工何艷芬一直負責可楓的個案,她表示可楓的想法其實很常見。「否認是心理上的自我保護機制,知道父母保護不了自己,是一件好痛的事。」可楓現時的生活穩定,情緒上也處於安舒區,受害者通常不願意在此時思考其他可能,以免打破目前的狀態。社工不會勉強受害者在當下面對,而是預備他們的心理狀態,待情緒在將來出現的時候,懂得再求助。

明愛曉暉計劃社工何艷芬
明愛曉暉計劃社工何艷芬

大眾的問題是,受害者為什麼不報警?現實的情況是,受害者要面對的第一關,通常是家人。何艷芬表示,三成的個案是被家人侵犯,兩成個案是被親戚侵犯。就算受害者向家人透露,家人通常以「一家人」、「一兩次」、「過咗去」為由,不會追究,遑論找輔導。即使父母私底下或會有所行動,也不會讓孩子知道。孩子只知道對方再沒有侵犯行為,但是可能還要在家庭或親友聚會與加害者相處。「孩子會疑惑,究竟是自己有問題,還是大人沒有保護他?然後就會對大人失去信任。」

「講出來」並不容易

就算可楓知道媽媽為家庭付出甚多,也愛惜自己,但是不相信媽媽可以保護她,結果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處理,裝作沒事發生。「表現得一切如常,事情好像沒有那麼嚴重。」何艷芬解釋受害者會說服自己,只要小心一點,著多件衫,避開對方,甚至像可楓一樣,將問題歸咎自己,歸咎青春期。

可楓的經歷是持續的侵犯,有口難言;另外有些事主經歷單一事件,自我保護機制反而會選擇遺忘該段記憶,事主連說出口的機會也沒有。何艷芬表示,曾經有受害者因為婚後性生活問題,接受輔導時才第一次憶起被侵犯的經歷。即使記得事發一幕,部分人也會忘掉事後的經歷,直接跳往之後的平常生活。

每一個前來輔導的個案,社工通常是先幫忙解決最困擾事主的問題,抽絲剝繭地尋根,要花一段時間才會講到性侵犯的影響。即使受害者已準備好談及創傷,何艷芬也會因應事主的情緒及社交支援,決定輔導的進程。性侵犯的受害者往往活在一個孤立的世界,較少朋友。「部分事主接受輔導之後的幾個小時,精

神都會比較飄忽,有時連自己身處何方也不知道。」如果在輔導時看見事主已經開始跌入回憶的黑洞,手腳抖顫,甚至不知道自己身處輔導室,社工都要慢慢引導事主重回現實,確保事主心理狀態安全才可以結束輔導。

「講出來」,只是三個字,實行起來,卻是需要以數年計的時間才可做到。

輔導的其中一個練習,是讓事主代入自己的理智和情緒,互相對話。
輔導的其中一個練習,是讓事主代入自己的理智和情緒,互相對話。

只是想家人明白 有這件事發生過

何艷芬坦言,即使受害者接受輔導之後好轉,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會與家人對質或者報警。「事情已經過去多年,報警又好似找自己麻煩。」就算不報警,如果要求父母不再與加害者相見,對於父母而言也是艱難的決定。有時家人可能會要求加害者道歉,受害者又變相要硬着頭皮原諒對方,心理上也是很大掙扎。

「講出來的目的,不一定是要捉拿對方,而是想討回公道。」有些受害者,被侵犯之後變得自我保護,容易脾氣暴躁。他們會希望家人明白自己的經歷,消除多年的誤會。有些事主,甚至只是希望家人知道,曾經有這麼一件事情發生過。

不過,更多的結果是家人未必明白,受害者或會選擇與家人保持距離。有些事主覺得,既然事情已經過去,自己又走到人生某個階段,不如選擇放下。「放下,不代表原諒,但是人生有時就是有些無可奈何。她知道就算與加害者對質,對方也未必明白,也未必知道傷害是這麼大。如果放下可以令她往後的生活過得自在,也要尊重這個決定。」

面對塵封的創傷,絕不容易。要將散落的自信逐片逐片拼回來,何艷芬坦言通常都要兩至三年時間的輔導。可楓見社工已經三年多,接受訪問的時候,也沒料到自己情緒依然激動。「以為自己已經好番,原來每一次講都係會忍唔住喊。」回想以淚洗面的日子,可楓也覺得以前的自己好可憐。「因為”metoo”,我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受害者的內心世界, 影響是一輩子的。」

明愛曉暉計劃
辦事處電話 3707 2000
服務熱線 2649 9900*

*逢星期三下午二時至九時,當值社工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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