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說跨媒界演繹 當文學變成建築與音樂 - 明周文化

香港小說跨媒界演繹 當文學變成建築與音樂

撰文: 梁嘉麗     攝影: 李浩賢

06 Mar 2018

跨越,就是離開自己熟知的領域,走進陌生之地。這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要放下自己,融入、滲透、理解,稍一不慎,便是遍體鱗傷。跨越的過程,儘管艱辛,卻又充滿趣味,與異於自己的人碰撞、磨合,生出千萬種可能,豐富自身的視覺、聽覺、觸覺。寫作和閱讀都是一個孤獨的過程,封閉地埋首寫作,與自己交戰,琢磨角色、情節,有時走進死胡同,有時柳暗花明。作家離開寫作的幽閉房間,帶着文字出走、穿越,與建築、視覺藝術、流行音樂發生關係,不同領域之間的那條界線,可以厚如牆,也可以薄如紗。踰越,本來就是一種藝術。

小說中的異質空間

空間被分間成不同的區域,沒有木板和牆,只有竹棚。竹子互相交疊着,中間還掛着輕薄的白布,飄浮在空中,白布上印着小說的文字,蕩漾着,視線有時被遮擋。揭開白布,卻是偌大的展覽空間,播放着錄像,片段中,是一個熟悉卻又陌生的城市,曾幾何時在那兒見過,卻又好像未曾見過。拐個彎,木盒子整齊的排列着,就如書櫃,有些小格內是印有文字的木牌,有些是建築物的模型,有些更是某種建築物料和雕塑,例如一個仿造北角皇都戲院浮雕的小板。

在《異質沙城》展覽場內,以竹棚和木盒子創造空間,文字埋藏於當中,與錄像、雕塑等互相碰撞,是一種介乎於親密與疏離之間的關係。

在《異質沙城》展覽場內,以竹棚和木盒子創造空間,文字埋藏於當中,與錄像、雕塑等互相碰撞,是一種介乎於親密與疏離之間的關係。

作家潘國靈的《寫托邦與消失咒》內有一個沙城,城中有個寫托邦,是一個既近且遠的地方,可以是我們每天生活的小社區,也可以是埋藏於深山盡處的洞穴。書在2016年出版時,舉辦了讀演會,來者除了文學愛好者,還有建築系教授鍾宏亮和研究生蕭敏,建築、空間和文學,看來是兩碼子的事,潘國靈也笑言,這是第一次與建築師合作。讀演會後,《「異質沙城」建築、文學、劇場跨媒介展覽》的意念,開始醞釀,在劇場、展覽中,作家的角色可以是多樣化的,可以選擇適度地提供文本,讓表演者或藝術家自己挑選題材,加以發揮創作;亦可以參與、介入更多,潘國靈就選擇了加入創作團隊,「首先是做了幾次小說坊,跟他們一起細讀小說,大家討論、解讀小說背後的構思,理解了才能轉化。」潘國靈說。轉化,就是一種跨界的過程,由文字轉化為建築藝術,建築師理解文本後,加入想像,以自己的專業去轉化,當中一定有所散失。

錄像創作不是展現書中的情節,卻是以文本作為觸發點,在街巷中找尋異質空間。

錄像創作不是展現書中的情節,卻是以文本作為觸發點,在街巷中找尋異質空間。

而結果,令人耳目一新。展場位於北角堡壘街,老香港都叫這個位於斜坡上的街區「小上海」,從前都是上海人居住、流連之地,一直走下坡,過了馬路就是春秧街街市,往左走就是皇都戲院,穿過屋苑,往海邊走去便是油街,這是一個豐富又混雜的社區。潘國靈筆下的「寫托邦」,是沙城中的異質之地,甚有傅柯提出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的境況,異質空間是那些存在於城市的縫隙邊界,好像存在於我們之間,卻又不是功能性、沒有資本主義操作的空間,例如後巷、天橋底、被遺忘了的小公園。

適度的距離感

建築師們在北角的街巷中,找尋異質空間,拍下錄像,與潘國靈的文字,存在於同一空間內,但建築和展覽,並不是小說本身的展現,如果要從竹棚或錄像中,尋找小說中的情節、人物、場景,大概會失望而回。在跨界的合作中,文本不是劇本,跨界合作的建築師、藝術家亦不是實踐文本的執行者,「文學空間和意象可以很廣闊,但要落實於現實空間中,以實物展現,『距離感』卻是必要的,一切跨界的合作和作品,都不等同於文本,如果完全一樣,就沒有意義了。」

寫作是一個孤獨的過程,作家潘國靈認為有時也要走出來,瞭解不同人的想法,衝擊思維。

寫作是一個孤獨的過程,作家潘國靈認為有時也要走出來,瞭解不同人的想法,衝擊思維。

潘國靈一直都有進行跨界創作,例如劇場、視覺藝術,寫小說是一個深入黑洞的孤獨過程,儘管跨界合作不是必然,他卻說自己總有這種衝動,「跨界是好事,雖然自己不是有很強烈的慾望,但有意義的合作,就會想參與。跨界可以帶你去到另一種狀態。」

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內有一個沙城,潘國靈覺得這是一個有色彩的地方,但轉化後的裝置藝術品和錄像卻較為沉鬱。

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內有一個沙城,潘國靈覺得這是一個有色彩的地方,但轉化後的裝置藝術品和錄像卻較為沉鬱。

歌詞作為一種文體

文學跨界可以帶作家去到另一種狀態,甚至是另一種境界。文學與其他創作媒界,不只是跨越,更可以是互涉,因為跨越所指的是由一個範疇,跨進另一個毫無關係的領域,然而,我們很多時都被一些框架框着,而忘記了這些領域之間的互通性。當然,忘記互通性的原因,是希望締造專業,但在二千後世代眼中,所有事情都沒有框架,都能被跨越,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這種slash。

你會在不同的地方看見王樂儀(Yvette)的身影,音樂頒獎典禮、文學活動、詩歌節,她剛完成了「人文與創作系」碩士課程,論文研究文青,又是文學館的半職行政助理,而最為人熟悉的身份,應該是「作詞人」或者是「周耀輝徒弟」。文學與流行音樂,似乎沒半點關係,Yvette卻認為,歌詞無論是淺白抑或是文藝的,本身都是一個文體,而她作的詞,卻是介乎於文學與流行音樂之間,「要在三分鐘內觸動聽眾,用詞的確不能太深,畢竟不似小說,可以用幾萬字來鋪陳,而且還要跟曲式去調整字詞。」

作詞人王樂儀愛鍾曉陽的文學作品,其中《愛妻》影響她最深,鍾曉陽本身也是一位作詞人。

作詞人王樂儀愛鍾曉陽的文學作品,其中《愛妻》影響她最深,鍾曉陽本身也是一位作詞人。

文本互涉

她喜歡鍾曉陽的作品,文句用詞很多早已烙印在她腦中,寫作時,當然可以因應自己的語調步伐用詞,但作詞就有很多妥協,例如充滿意境的「髮絲」,唱起來卻會變成「法師」。對她來說,歌詞是一個文體,一首詞,就是一個文本,當中經常互涉跨越,如用《美麗新世界》為歌名,歌詞「誰太過瘋癲、站在世界之巔、揭露惡或善……」彷彿回應着三十年代同名的反烏托邦小說,控訴着社會對人民的控制與制度的不公。

若把歌詞作為一種文本,文學與流行音樂歌詞,已不是跨越,而是文本互涉。文學理論家克麗絲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文學互涉理論,認為文本之間能互相吸收和轉化,文學互涉更是超越時間、空間、地域。每當Yvette收到歌曲樣本,了解歌曲想表達的意象後,就會走到書架前,拿出書本看,「希望讓自己進入創作模式,我需要文學作為助力,文學作品可以幫到我。」這種互涉關係,令文本變得更豐富和多樣,對聽眾或讀者來說,更像捉迷藏,從歌詞中找出互涉的文學作品,讓曲詞昇華到另一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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