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時代我們是否還需要詩?  洛夫:只要我們心中有愛、有詩,瞬間即是永恆 - 明周文化

消費時代我們是否還需要詩?  洛夫:只要我們心中有愛、有詩,瞬間即是永恆

撰文: 胡雅雯     攝影: 相片來源:《他們在島嶼寫作·無岸之河》擷圖

24 Ma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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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無岸之河》中曾說:「如果有一天,我靈感枯竭了,想像力也沒有了,寫不出好詩來了,我馬上就停筆,宣佈金盆洗手。」然而,盆中的靜水或許還在等待他的來臨,生命卻先於靈感逝去。3月19日有「詩魔」之稱的台灣詩人洛夫於淩晨去世,享年91歲,兩個月前他剛剛出版最新詩作《昨日之蛇:洛夫動物詩集》。

正如「詩鬼」李賀因天馬行空,迷離惝恍的風格得名,「詩魔」亦並不瘋魔,幽默和藹的洛夫曾說:「這個評價,是讚我為語言的魔術師,意象的魔術師,可不是什麼邪魔外道,我的詩歌很正派。」洛夫其實是那種很傳統的詩人,儘管以超現實主義聞名,題材亦變化萬千,但他追求的始終是最初的形而上的詩心,那種以文字、以詩情填補時代、超越時代的人文精神。

傳統與現代 中國與西方

從早期西方現代主義詩風到最終新舊互滲、中西交融,洛夫的詩始終映襯着變化中的臺灣文學史,而他於詩歌中的自我表達亦與歷經戰爭和對故鄉的眺望有關。洛夫創作早期以超現實主義著稱,這與當時台灣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聯。一方面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初,島內物資、思想極度貧乏,文學上又要配合「反共」、「戰鬥」的主題,頗為單調,令作家們感到厭倦;另一方面城市文化開始形成,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對社會的批判引起了詩人們的共鳴。

而超現實主義這一源自法國、強調直覺和潛意識的創作方法,令初到台灣的作家們得以暫時逃脫理性與現實的制約,將純粹的精神釋放在作品中,排遣迷惘的同時也批判現實;其中生與死、過去與未來的衝突是超現實主義常探索的主題,它成為洛夫在兩次戰爭中的倚靠,為他應對死亡的壓抑與慘烈提供了出口,洛夫不僅描寫死亡更力求在詩中揭示死亡。

越戰接近尾聲,洛夫從海軍退役,爾後詩風也開始發生變化。他進入李白、杜甫營造的那個被他稱之為永恆的詩歌世界,反思傳統,從中國古典詩歌和美學中汲取養分,追求創作出以中國詩歌美學為基礎結合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符合漢語特性的現代詩。他讚同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指出藝術家的功用是發現生活中的美,並在審美活動中加入自我的個性與思想,從而將讀者帶入那個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因此,詩不僅寫已知的客觀世界,也寫未知的精神世界。

他更認為詩是多重對話,是詩人與自我的對話、與他人的對話、與社會的對話,而直至與神對話便為最高,所以他在《漂木》中《致母親》、《致詩人》、《致時間》、《致諸神》。將「無理而妙」融在自己詩中是洛夫取自古典詩歌的另外一面,一如「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的李太白,繞過邏輯與理性,洛夫也是如此——「左邊的鞋印才下午/右邊的鞋印已黃昏了」——直接觸及生命的本質,將現實的不可能變成詩中的可能。

坦言少時愛李白、中年愛杜甫、老年愛王維的洛夫最後回返童年,留下一部「一定會受兒童喜愛」的動物詩集作為句點。

消費時代我們是否還需要詩?

因為要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的素材與靈感,作家與時代有著更緊密的聯繫和更敏銳的觸覺。面對當下追求物質慾望而忽視精神價值的消費時代,洛夫對於詩歌始終秉持最傳統的「淨化說」觀點。在《感受詩歌之美》的講座中他曾說,詩歌就是要「為麻木的消費社會寫出感覺,給這個缺乏溫情的社會寫出溫暖,為缺乏價值意識的荒涼人生寫出價值感來,給這個低俗、醜惡的世界寫出真實的美來」。他更指,詩人的使命就是要讓大家詩意地活著。洛夫將這看做人生最高的指標,亦提醒讀者:詩是一個民族生存境況的表徵和民族身份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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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官場失意、採菊東籬的陶淵明、那個被迫做官卻精通佛學的王摩詰大概都是洛夫的畢生追求,他早已對生命中暗淡的歲月有所準備,但在田園詩人身上看到光亮,看到有境界、有品格的人生,更不用說那個歸隱草堂、茅屋為秋風所破的杜少陵——詩作於失憶之時,卻點燃一個時代千千萬萬人心中的光和熱。洛夫也帶著這種信念堅守著詩的堡壘,他堅信要「活的有品位、有境界、有尊嚴,求得精神提升、心靈淨化」,亦相信儘管我們所面對的當下是一個極大地追求物質富足的社會,但「仍是一個需要詩的時代」。

洛夫早就料到死亡,不是說自己生命的結局,而是死亡這種「最難瞭解也最不講道理的事」,所以他的詩歌裏常用非邏輯、非理性的字句與此相應也以此探討這件事。正如文學其中一個意義是為了記錄人類最後的面龐,洛夫追求的不是現實的利益而是藝術的永恆。在詩人隕落的年代,不如讓我們以永恆之詩點燃火把,若是「因為風的緣故」,那便在風中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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