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居寮屋】關於家園 寮屋是否過份的想像? - 明周文化

【我們可以居寮屋】關於家園 寮屋是否過份的想像?

撰文: 匡翹     攝影: 李浩賢、周耀恩(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 Se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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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屋與高樓大廈的單位,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想像。

「可以居的名字,其實來自九龍塘的一個住宅,」可以居計劃的發起人黃淑琪這樣說,「在讀書時,我經過它時會想,在這裏住也不錯啊。但十多年過去了,可以居仍是這樣的一棟住宅,但到底已是舊樓,周遭已是什麼豪庭之類的所謂高尚住宅。到底什麼地方才可以居住呢?家這個字,有時是很模糊的,而如果你說到『居』,那就更模楜了。」

慢着,這些概念真的很模糊嗎?對香港人大多數人來說,所謂家的概念,可能不模糊。在大廈中的小單位,沒有什麼可變的餘地,費煞思量如何用盡空間,這可能就是香港人家的想像。

可以居這計劃,談的是香港另一種類的家。其第一部是有關於白沙澳鄉,「我在那裏,一個大概一個客廳般大小的空間中,看到過千隻蝴蝶。」黃淑琪說,這是她選擇白沙澳鄉作為主題的原因之一,家,可以與社會告知我們的截然不同。「起初這計劃打算做五部的,那時有人提議,不如我們做做居屋之類的吧。我會覺得,那不是我想做的。」

因為就算是公屋、居屋,這些居所,其實也是政府、社會提供的標準答案。而他們想關注的,是更「另類」的可能。可以居的第二部,談的就是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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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可以居計劃的第二部,想像寮屋關注的是寮屋住戶的不同故事。

歷史的建設

1844年,時任港督戴維斯提及,低收入的工人為了工作方便,會把房屋興建在工作的地方附近,由於那些位置理論上屬於「皇室土地」,這種寮屋是違法的。但當時的英政府,甚至未接管新界,直到新界歸入英國,當時的輔政司駱克建議香港引進土地登記制度,新界成立了田土衙門,香港才漸漸有了完整的土地法,在早期,因為英國法例上地權是屬於土地的使用者,如地主沒有使用土地,例如只是收租,其實等於放棄地權。

由於二戰後大量中國人民湧到香港,寮屋成為了許多人民居住的地方。寮屋不一定非法,早期的香港政府甚至有規劃寮屋徙置區,以解決住屋問題。但由於公共房屋成為房屋政策中主要的解決方案,巿區的寮屋大大減少,而在新界,因為工作的需要,則仍有不少寮屋繼續出現,但這些寮屋許多是農民得到政府批准,再得地主同意後,才合法興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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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對寮屋的歷史進行梳理

而直到1982年,政府對寮屋作最後登記,在此以後興建的寮屋就不再合法。

「居住的地方,其實可以發揮到想像力的。」黃淑琪說。她曾見過一個寮屋,在門外鋪了100米的地磚,然後才是閘門。她又聽過寮屋居民的傳統,他們會在農曆七月七日,在河流取一壺水放於牀下。那天萬物安靜,連鳥蟲也會噤聲,取過水後,每當你傷風感冒,身邊不適,取一瓢飲,也有功效。「我問過許多守這習俗的人,沒有一個人說沒效呢。」黃淑琪說。

這不是醫療建議,而是一種暗示。你會認為在銅管流出的自來水,對你的健康有任何功效嗎?當我們的家,與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我們其實會開始對許多東西視而不見。而看看寮屋人們的生活,那讓我們會察覺,生活可以是另一模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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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考察時畫下的較獨特寮屋設計圖

「其實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更多不同的居住方式,有大眾想像的鐵板寮屋,也有是將幾個車廂疊起來。最差的狀況我們甚至見過,在一個看似閒置的貨櫃中,裏面其實區間了一個個牀位。」黃淑琪說。

但部分惡劣的環境,是否代表寮屋就應該全部取締?可以居,是在探討居住不同的可能性,而重點其實是可以選擇。而即使政府一直有提供不同的方案去讓寮屋住戶上樓,仍有不少寮屋住戶繼續留守這相對自由的生活空間。那原因到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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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居計劃發起人黃淑琪

在公義的土地上

「寮屋住戶會怕受訪,甚至不願告訴別人自己住在寮屋嗎?」

袁易天回應說:「那是你們的想像。現在仍住在寮屋的人,許多是覺得寮屋很好,甚至想一直住下去的。」

袁易天是農業雜誌《香港種植》的總編輯,也是這次《可以居──想像寮屋》的寫手。他本身就是馬寶寶社區農場的中堅分子,同時也是鄉村寮屋的居民。在他筆中,由可以居團隊挑選的三個寮屋居民例子,展示了寮屋居住的不同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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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受訪者蕭東海兒時望著后海灣的照片

「如果馬寶寶這裏給收了地,馬寶寶社區農場也會到此為止了。因為重點其實在於社區。」馬寶寶社區農場的位置,因為面臨發展商原址地的發展計劃,被收地似乎是難以逆轉的命運,而在農場內的,其實也包含了一間寮屋。「這條村的寮屋,其實都是同一位馬來西亞回來的師傅,逐家逐家搭建而成的。」他說政府早年其實一直通過賠償及安置,吸引寮屋的住戶遷出,但到了現在,仍在居住的人,其實都不太希望搬離家園,「鄰舍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在這裏,許多時即使要設置鐵絲網,也不是為防人,而是防止狗隻跑到別人的田而已。」

失去農業政策後

住在寮屋,其實也只是想望一個家。「那是穩固的,也能滿足需要的。」如果是農民的話,就是可以住在田旁,不用擔心大風大雨時,屋頂會給吹掉。務農可以是一種選擇,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農業政策,加上政府部門的酌情處理,農民其實可以在寮屋中生活的。「我那時住過一家寮屋,」袁易天說,「外牆都是鐵皮,不太漂亮,我拆開它時看到有磚。當寮仔部人員看到,就說你快貼回去,讓我拍照證明我看到的是鐵皮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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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區的寮屋有不同的建築風格,例如馬屎埔村因為有水浸問題,該村的寮屋幾乎全部都有閣樓設計。

那是不法的,如果你將對艱苦務農人士的標準,定得與高官僭建同樣,那又是否算是公道呢?「公平與公義是不同的。有時當法例訂立了,在前線操作上其實有很多灰色地帶,這些灰色地帶可以是草根人士的生存空間。」

這次可以居團隊走訪粉嶺、古洞、荔枝角、荃灣、石澳等地,觀察寮屋物料及選址的關係。而他們關注的重點,其實在於人。三位受訪者,各有不同的故事。「蕭生三代人住在流浮山,曾經是顯赫的家族,但因為家道中落,在該處也只剩一家寮屋;我的四叔為了生存,逃難到了此住在寮屋,用自己的手開闢生活;而曾行船的戴載來則很難弄清他的話是真是假。」黃淑琪說,而在書中,就詳細記錄了三人的寮屋故事。

這些人都是選擇繼續住在寮屋的人。即使他們的居住環境不能說是十分理想,但他們到底也有自己人生的想像,而這想像,其實是在城巿一式一樣的「四四正正單位」之外的。

「寮屋其實是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袁易天這樣說。

到底怎樣的生活才可以?這問題,也許可以通過寮屋參照,得到一個更有想像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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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易天認為香港欠缺農業政策,間接令鄉間寮屋失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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