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專欄:悶悶不樂的漱石 - 明周文化

董啟章專欄:悶悶不樂的漱石

撰文: 董啟章

12 Feb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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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的名著《坊っちゃん》,台灣譯作《少爺》,大陸譯作《哥兒》。「坊っちゃん」一般指家庭背景良好的子弟,也帶有天真和不諳世事的意思。《少爺》中的男主角,家境在父母去世之後便衰落,畢業後選擇去四國鄉下教書,但在老傭人阿清的眼中,卻一直是「坊っちゃん」。另外,這位「少爺」又同時是「江戶っ子」,即地道江戶人,有着率直、魯莽、容易闖禍的脾性。圖像小說《少爺的時代》的題旨,就是以「坊っちゃん」去概括一羣明治人物的特質。在歷史的宏觀角度下,整個明治時期就是日本現代史的少年期。正如作者關川夏央所言,明治是一個充滿活力、躁動,但又同時對前景感到不安的時期。所以,要了解現代日本,不可以不先了解明治時期。

老實說,我對明治時期並不了解,但我也認同,那是個富有可能性的年代,情況和中國的晚清相似。那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時期,也是民眾的社會覺醒時期。西方思想一下子湧入,知識分子都忙於吸收和學習,但往往在還未消化和實踐之前,已經被新的國家權威遏止。在日本,到了二十世紀的下半,知識分子還在思考,究竟要跟隨西方的步伐,也因此永遠只能做個次等的模仿者,還是要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走出自己的道路。《少爺的時代》的創作,主要是想探討這個重要的課題。

上次提到,《少爺的時代》的「戲肉」在第四冊,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被控圖謀暗殺天皇的「大逆事件」。作者把這件事視為日本近代史的轉捩點。國權的擴大和民權的壓抑,以至於對反權威的「主義者」的打壓,是日本逐步走向黑暗的徵兆。在事件發生之前,曾經因為立場較為溫和的內閣上台,以「健康的身體內必須有細菌的存在」這樣的思維,容許社會主義者從事政治活動。可是,當威脅觸及天皇,或應該說以此為藉口,保守勢力便全面反撲,毫不留情地把反對者趕盡殺絕了。

如此政治性的題材,卻嵌入了跟政治沒有直接瓜葛的文學家夏目漱石的故事裏。漫畫以漱石作為劇情的首尾,也以漱石文學作為整體的隱喻。漱石雖是明治後期文學名人,但並不活躍於政治。相反,他被形容為對政治十分謹慎,甚至是個膽小怕事的人。在發生「幸德大逆事件」之後,漱石一直保持沉默。他後來拒絕接受文部省頒發博士銜,也許跟內心的憤懣不無關係。可以說,漱石從來沒有直接寫過政治,間接的暗示亦不多,但是,偏偏就是漱石其人其書,最高度地蘊含着明治時代的政治困結。

《少爺的時代》的第一部,表面上是假想夏目漱石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如何構思出《少爺》這部小說。在漫畫中,漱石的形象帶着滑稽的意味。他一開場便蹲在家裏園子旁的走廊上,一邊剪腳趾甲,一邊跟幾個作客的青年聊天。再來便交代他早前在啤酒館裏發酒瘋,跟周圍的人大打出手。他總是一臉憂愁地計算着捉襟見肘的收入,又神經兮兮地妄想自己被人監視;他在明治三十五年因為瀕臨精神崩潰,提早結束於英國的留學歸國;神經衰弱令他長期患胃潰瘍。而他之所以開始寫小說,本來是為了紓緩壓力。在《我是貓》獲得空前成功之後,他便接續構思《少爺》的寫作。關川夏央嘗試為《少爺》中的人物找回生活中的原型,雖然大部分相信是出於虛構,但他卻巧妙地把《少爺》追溯到明治時代的各種代表人物身上,演繹出個性純厚爽直的「少爺」對弄權作勢者的不屑和痛擊。這也許並不是過於牽強的解讀吧。不過,縱使小說結局大快人心(疾惡如仇的少爺聯同數學組長豪豬,把奸角二人組教務主任紅襯衫和美術教師陪酒郎落花流水痛打一頓),漱石對時局還是悲觀的。於是才有「少爺是贏不了的,還是會敗在時代這玩意兒的手裏」的慨嘆。畢竟寫小說只是一種發洩。「無用之人,就該走無用之路。」漫畫中的漱石在決定成為小說家的時候這樣說。

到了第五部結局篇,主要劇情回到夏目漱石身上,但卻集中於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他在伊豆修善寺進行胃病休養期間大吐血,徘徊於死亡邊緣一事。「幸德大逆事件」肇發於同年五月,及後陸續進行逮捕和審訊,實際上跟漱石的「修善寺大患」沒有關係。但關川夏央卻把兩件事並置,令兩者產生隱喻的相連。近代日本的某種可能性,已經隨着幸德秋水的判刑而被壓滅。而明治小說家夏目漱石,亦在吐血昏迷中經歷了一次假死。手法一直非常寫實的《少爺的時代》,來到了最後一部突然筆觸一變,花了很長篇幅描繪漱石瀕死期間的幻想。由年輕詩人石川啄木帶路(他在不久的將來也會以二十六歲之齡早逝),漱石重溫了自己的情感歷程,重遇了許多已經逝去的同代人。這無疑是一場死亡的預演,也是一次明治人的大回魂和大合葬。兩年後明治天皇駕崩,明治時代結束。

漱石並沒有就此死去。他還要多活六年,繼續寫出四部半小說(最後一部未完成)。但是,「少爺的時代」已經告終,現實中的紅襯衫和陪酒郎並沒有被打倒,反而變得越來越強大。難怪漫畫第五部的題目叫做:《悶悶不樂的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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