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專欄:不是我作出來的 - 明周文化

董啟章專欄:不是我作出來的

撰文: 董啟章

25 Oc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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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在一八三五年出版的《高老頭》,作出了一段堪稱經典的宣言。在對小說場景(巴黎的一間由伏蓋夫人經營的廉價公寓)略作簡介之後(往後會有更詳盡的描寫),作者突然跑到台前,向安坐家中、豐衣足食的讀者說,他們可能會認為作者誇張失實、天馬行空,但他鄭重地提醒讀者,他所寫的既非虛構(fiction),也非奇情故事(romance)。巴爾扎克在原文裏用了三個英文字去加強效果:”All is true”─真實得讓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家庭,或者在自己的內心,發現這個悲劇的某些元素。

十九世紀是歐洲寫實主義的黃金時代,巴爾扎克以近一百部作品所組成的《人間喜劇》,毫無置疑是其中的最巨大碑石(或碑林)。作家在小說開頭作這樣的宣稱,不是因為心虛,而是因為高度的自信。在當時,除了小說,還有什麼藝術形式能把近半世紀的法國社會,從鄉間到城市,從下層到貴族,巨細無遺地包羅其中,栩栩如真地再現?那是一個對文字的「真實」懷着無比的信任的時代。

當然,這個時代必然會過去。隨着攝影技術的發明和發展,記錄和再現真實的工作由文字交到影像手上。作家不能再自稱可以描繪外在世界的真實,那便唯有轉向內在(心理、意識)世界的真實。於是便出現了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但說穿了,現代主義很可能只是另一種更極端的寫實主義。只要看看喬伊斯如何在《尤利西斯》裏嘗試重現幾個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內在和外在)便知道。要去到二十世紀下半,所謂後現代主義出現之後,任何形式的現實和試圖捕捉它的寫實,才被質疑和推翻。這也是科技上的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出台的時代。理論上甚至提出了所謂的「超真實性」(hyperreality),也即是「比真實更真實」(more real than real)的玄虛說法。

不過,人對真實的追求和堅持,並不會這樣就失守的。我們對「真實」有根深柢固的需要,文學尤其如是。近年在歐美興起了關於”autofiction”的熱議。這個詞首先由法國作家Serge Doubrosky在一九七七年發明,用來形容他自己的小說Fils。(有說其實是他的書的封底宣傳語。)究竟autofiction跟傳統的autobiographical fiction有什麼不同,似乎還未有定論。近年這個名詞進入了英語文壇,用來歸納一批把作者的生活經驗直接地寫進小說裏去的作品。當中最有名氣,作品也最具震撼性的,是挪威作家Karl Ove Knausgård。

Karl Ove Knausgård的巨著Min Kamp(挪威文,英譯My Struggle),指涉希特勒的Mein Kampf(《我的奮鬥》),但寫的卻是作者本人從童年成長到成年生活的種種日常事情。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切毫不掩藏地寫出來,還把他身邊的親人和朋友的隱私都披露無遺,導致父親的家族向他提出誹謗訴訟,妻子亦精神崩潰入院。但Knausgård像着了魔一樣,明知會對身邊人造成災難,卻一往無前地繼續寫下去。結果是寫出了六大冊共三千六百頁的個人生命史,相信比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還要厚。奇就奇在這套書竟然熱賣起來,單單在挪威國內已賣出五十多萬冊,並且譯成二十二國語言。英語版的最後一部,今年終於面世。我在書店見過,拿起來令人手震。我自己的長篇小說立即相形見絀。除了敬而遠之,別無選擇。

最近英國《衛報》有篇文章,題目叫”Drawn from Life: Why have novelists stopped making things up?”,討論的就是這個autofiction的熱潮。有人認為這是對後現代主義的反彈,但也可以理解為對傳統以說故事為重心的小說的不滿。然而,連說故事的高手、前輩級人馬Margaret Atwood,在網上大師寫作班的宣傳片中也強調,The Handmaid’s Tale雖然是speculative fiction,但在書中發生的所有可怕事情,都不是憑空想像的,而肯定曾經在某時某地某處境中發生過—”I didn’t make them up.”在接近兩個世紀之後,小說家們又回到巴爾扎克的宣言—我冇老作,所有都是真的!

談到新近的autofiction,另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名字是英國的Rachel Cusk。她的三部曲Outline、Transit和Kudos,雖然以Faye作為女主角兼叙述者的名字,但經驗和作者本人非常接近。Faye是一個小說家,已離婚,作為單親媽媽帶着兩個兒子。(現實中的Cusk已再婚,生的是兩個女兒。)三本中我看過Transit,與Knausgård的「大石砸死蟹」相反,走的是「輕騎突擊」的路線。書不長,行文簡潔精準,觀察極細,很能把握人物和處境的要點,把庸常的生活情景寫出了吸引力。

故事很簡單,幾乎是沒有故事(據Cusk自己說,是個plotless plot)。女作家帶着一對兒子從鄉間搬回倫敦,在中心地段買了間殘破的舊房子。小說從房子的裝修工程開始,之後的章節環繞着主角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物(前男友、鄰居、裝修店東主、裝修工人、舊女性好友、新結交的男子、寫作班學生、表弟等),漫無目的地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閒談。當中「作者/叙述者」通常較被動,處於聆聽者的角色,而對手則滔滔不絕地談自己的故事。最有趣的一幕,是女作家去參加一個文學節,同場還有另外兩個當紅男作家,都是因為作品有自傳色彩而被編成一組。兩個男作家的演說都維妙維肖,其中一個的形象,居然就是活脫脫的Knausgård大兄的寫照!如此的autofiction,真是鏡中鏡的反映,真到極時,竟有點虛幻和滑稽。

單憑閱讀觸覺,Transit裏肯定有許多改頭換面的地方,並不是單純的如實記錄,但作者真實經驗的痕迹還是十分明顯的。其實autofiction跟autobiographical fiction有沒有分別呢?我真的說不清。也許,前者只是個比較順口的縮寫版,或者評論家們興風作浪的新名堂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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