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專欄:我與自己和他人的對話 - 明周文化

董啟章專欄:我與自己和他人的對話

撰文: 董啟章

29 Nov 2018

自我對話和爭辯,可以說是英培安的小說由始至終的特色。這令我想起愛爾蘭詩人葉慈經常被人引用的名句:”We make out of the quarrel with others, rhetoric, but of the quarrel with ourselves, poetry.” 這個句子出自葉慈的沉思集Per Amica Silentia Lunae(通過月亮的友善的寧靜)的第一部分 “Anima Hominis”(人的靈魂),當中涉及許多神秘主義的概念,諸如反自我(anti-self or antithetical-self)、面具(Mask)、守護靈(Daimon)等。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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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英培安是不是唯物主義者,但他的自我對話肯定沒有神秘主義的成分。不過,葉慈提出的模式依然值得參考。英培安小說的文學意義,就是建基於與自己的爭論。但是,這個「自己」並不是與世隔絕的,也不是什麼內在的或者超越的靈魂,而是深陷於現世的凡人。這個凡人之所以困惱,之所以要爭辯,是因為他不甘服從於世俗的價值─金錢至上的貪婪、對政治權威的順從、娛樂消費的麻木、官能欲望的沉溺─但是,他又無法擺脫作為凡人的軟弱和缺憾。一言以蔽之,他是個相信文學價值的理想主義者。在這個理想主義的自己,和必須面對現實生存的自己之間,便出現了永無休止的矛盾和鬥爭。而現實必然涉及他人,所以,英培安的自我對話一方面生出了「詩」,另一方面也不能避免「修辭」,也即是與世界的爭辯。兩者的結合,成為了比葉慈截然二分的界定含義更廣的「文學」。

英培安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1987)奠定了他以後所有小說的基型。它除了可以歸入「藝術家小說」的類型,也同時具備「自傳體小說」或「自我小說」的元素。何謂「像我這樣的男人」呢?就是愛好文學、為寫作不向現實低頭,窮得只剩下理想與愛情,結果被初戀情人拋棄的男人。後來他向父母借錢開了間專賣文學書的書店。在務實的新女友的協助下,書店變成賣文具和精品為主,生意大為改善。可是他卻嫌女友品味平庸,與富有文藝氣質的初戀情人愛火重燃。最後店子因經濟不景而倒閉,初戀情人再次棄他而去,他回復當初的一無所有。小說雖非英培安的自傳,但男主角面對的困境和矛盾卻是作者的自我寫照。兩年後出版的《孤寂的臉》(1989),仍然以貼近自身經歷的華校生為主角,寫他面對社會和婚姻的種種困難,但在形式上卻採用了「我」、「你」、「他」三種人稱的轉換,引入了多角度多距離的對話模式。

相隔十多年,英培安才寫出下一部長篇《騷動》(2002)。這部小說以五十年代新馬學潮為背景,是一次超越個人經驗的嘗試。當時他只是個小學生,對事件認識不深,要靠搜集資料和從學長們的講述了解內情。故事環繞幾個曾經直接參與或間接經歷左派反英學潮的中學生,從他們的童年成長,到學潮爆發以至遭到鎮壓,然後各走東西經驗了不同的人生,到八十年代末再次互相碰上。這部小說表面上擺脫了「自我小說」的格局,嘗試代入性格與際遇不同的「他人」的故事。但是,主調依然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而男女情欲的糾結,性別權力的爭持,也很明顯是前作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在小說形式上,英培安有意識地製造各種「對話」關係,包括作者與人物的對話,作者與讀者的對話,以及人物與讀者的對話。所謂的「他人」,成為了作家「自己」的對話者。某程度上,這是《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的倒置。

這個倒置在一下部長篇又再倒過來。表面看來,《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2006)是《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的延續篇,或加強版。在叙述形式上,分別代表世俗者的「我」和理想主義者的「自己」正式分家,互相進行人格分裂式的對話,甚至發生爭執。「我」後來趕走了堅持理想和講究道德的「自己」,由報社編輯變身為利慾薰心的富商,經歷過兩段失敗的婚姻和無數肉慾關係之後,淪落為潦倒窮困、百病纏身的老人。這時候,那個失散多年的「自己」回來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重拾的自我對話只是沒有人能聽懂的瘋子的囈語。那個「我」當然不是英培安,那個「自己」也未必完全是,但英培安卻又同時存在其中。

到了《畫室》(2011),英培安的「藝術家形象」又浮出表面了。作家化身為人窮志不短的畫家兼繪畫老師顏沛,甚至連自己患癌的經歷也寫進去。另外,以顏沛的畫室為中心,一羣年輕人開展了各自的人生故事。在人物眾多、多線並行、關係交叉和時間幅度(從青年成長到中年及老年)這些方面,《畫室》重拾了《騷動》的特色。另外,也如《騷動》一樣,故事發生的地域不限於新加坡或馬來西亞,更覆蓋香港、台灣和大陸。可以說,英培安是少有的跳出地區視野,把南洋華文文學圈向外拓展的作家。他也試圖超越文學,把握總體的藝術精神。這不但包括油畫這種「高級藝術」,也容納了通俗的、民間的藝術形式,即粵劇和粵曲。二零一五年的《戲服》見證了藝術的日常化、人情化的發展。這比《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的抽象、簡化、高調的對立,遠為成熟和深思了。詩與修辭,藝術與人生,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事物。

在長篇小說方面,英培安可能是個比較晚熟的作家,但數十年的閱讀、思考和人生歷練,造就了一批豐厚而堅實的作品。與癌症糾纏多年的他,又在創作另一部長篇了,但他也有點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我相信,只要對話還要繼續,心力和神氣一定會飽滿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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